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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十年(第二季):无数次死里逃生 第三章 暗访传销窝点 2.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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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0 12:07: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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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

见习期满后,我决定回家一趟,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得怎么样。

我领到了见习期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我那一连串暗访的工资,工资的数额让我惊讶,那是我这两年来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也远远超出了我对自己工资的预测。

拿着这些钱,我买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机,诺基亚3310,是已经被淘汰了的款式,当时的价格是780元。这款手机我现在还用着,每当我在公众场合掏出手机的时候,总能惹来一些好奇的目光。然而,手机的功能只要有两种就足够了:打电话、发短信。而这款手机的这两种功能都还能使用,我又何必更换呢?手机就像情人一样,最初的,最有感情。

至今还能记得我买到手机的当天,就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村口商店的老板喊来了母亲,我拿着手机对母亲说:“我有手机了!”母亲在电话中说:“什么鸡?”我说:“是手机。”母亲责怪我说:“你不好好工作,养鸡干啥?”

刚刚买来手机的那几天,我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炫耀,装模作样地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眼睛的余光望着别人,看别人是否在留意我的手机。可是,当别人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别人手中多了一个款式更为新颖、色彩更为艳丽的手机的时候,我就自惭形秽,赶紧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手机装进口袋里。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手机,一部真正的手机,走在大街上,口袋里硬硬的手机磕着我的胸腔,给我一种坚实的感觉。我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感觉自己也是“有机一族”了。

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很久都没有经历过了。

然后,我在超市里疯狂购物,我给母亲买了衣服、鞋子。这些年来,母亲的衣服有些是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有些是亲戚送给的旧衣服,母亲的鞋子都是自己亲手纳的布鞋。我一定要让母亲穿上崭新的“料子衣服”,在母亲的眼中,的确良、凡立丁、涤卡就是最好的“料子”,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料子”昂贵得多的衣料。我还给母亲买了很多好吃的,开心果、杏仁、鱼皮花生等等。这些东西母亲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费一分钱。

我还给妹妹和弟弟买了衣服,弟弟从小到大都穿着我穿剩的衣服。小时候,他经常哭着向母亲要新衣服,母亲总是说:“以后有钱了,你要几身就买几身。”然而,我们家总是没钱。弟弟上初中的时候,他一位家里条件好的同学送给了他一件穿剩的夹克,弟弟喜欢得不得了,春秋两季,光身子穿夹克,冬天的时候,棉袄外套夹克。一直到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他还穿着这件已经失去了本色的夹克。

妹妹的衣服总是很肥大,母亲经常说:“娃娃正在长身体,衣服做大点,明年后年还能穿。”然而,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妹妹的个子长得很慢,所以,她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妹妹穿着袍子一样的衣服去上学,经常遭到那些坏男孩的欺负。那时候,妹妹经常会哭着来找我,我一见到妹妹被人欺负,就飞奔过去,将那些坏男孩打得鸡飞狗跳、四处逃窜。多年后,妹妹还会回忆起这些经历,还会流泪。

然而,我却无法给父亲买衣服了。

站在超市男装的柜台前,看着那些笔挺的西装,我多想给父亲买一套,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

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件夏装、一件冬装。夏装是一件白色粗布汗衫,冬装是一件蓝色中山装。父亲再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更别说西装了。

我又来到了超市的书柜前,看到那些精装本的四大名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一生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没有上过学的父亲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进而能够通读这两本书。在农村,这两本书籍也是最流行的读物。

父亲一辈子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说话的时候也经常引用这两本书中的句子,他在村中被认为是“文化人”。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一部书籍,我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本书让父亲阅读,想从父亲口中得到赞赏。没想到,父亲读完后说:“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父亲提供给我的文学标准居然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服气地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里,都没有几个人写的书能比得上三国和水浒。”

父亲说:“那你就好好努力,也写上一部三国或者水浒。”

此后,我不敢骄傲,不敢懈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我站在书柜前,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买了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知道,这是送给父亲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季节,南方还是鸟语花香,而北方已经天寒地冻。

我坐的是慢车,而慢车往往人最多,因为车票便宜,慢车的车厢里几乎都是农民工的身影。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两天两夜,站得浑身的骨头都板结在了一起,站得一动就会倒下去,站得头昏眼花,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才终于到了家乡所在的省城车站。

然后,火车转汽车,汽车转三轮蹦蹦车,才终于来到了进山的简易公路上。

那天,家乡在下雪。妹妹和弟弟穿着臃肿的老式棉衣,袖着双手,瑟缩着身体,站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已经等了我半天。弟弟看到我,一把抢过我背上的包裹;妹妹看着我,高兴地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们沿着山路回家,寂静的山道上只有我们的身影,雪花落在山峰上,落在枯草上,悄然无声。我们沿着弯曲的山道,走到了山顶上,坐在一棵柏树下休息。那时候背着玉米面馒头和红薯上中学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这棵柏树下休息一会儿,再起身接着走路。家乡树木极少,每座山上仅有的几棵树,长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树的名字,很多年后,大家都能记得。

那棵柏树下有一块青石板,大小能够坐下两个人。十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青石板是这样;十多年后,我从南方的繁华大都市回家路过这里,青石板还是这样。这块青石板,被每一个山里上学的孩子都坐过。每一个从山里走出去的孩子,都会记得这块青石板。

从山顶向山下走,天已经快要黑了,我接过了行李,自己背在肩上,弟弟走在前面,他弓背含腰,袖着双手,像个小老头儿。我问:“你怎么腰弯成了这样?”弟弟笑笑,没说话。妹妹在后面说,弟弟现在腰弯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初中辍学后,就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耕地拉粪,播种收割,都是弯腰的活计。后来,他在县城蹬三轮车,现在在建筑队做小工,干的都是弯腰的体力活。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弟弟的腰身。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家的时候,没有见到母亲,妹妹打开院门,我走了进去。

我看到了屋檐下的圈椅,那是父亲经常坐的圈椅,父亲一回到家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此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坐在圈椅里,手中捧着书籍,仔细阅读着,神情很陶醉。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到家中,父亲放下农具,喝口水,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认真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书籍和报纸。

妹妹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把这张圈椅放在屋檐下。这张圈椅没有再挪动过,也没有人再坐过。

我从背包里拿出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放在圈椅上。我在心中默默地说:爸爸,我回来了,我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看的两本书。

夜已经很深了,门外刮起了寒风,风呼呼作响,带着尖利的啸声,像在抖动着细长的铁丝。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房屋,都是一片白色。在雪光的映照下,四周的景物朦朦胧胧。不知道谁家的狗突然叫了两声,声音低沉,像被冻住了一样。

我问:“村子里怎么这么安静?”我小时候在村庄生活,记忆中的村庄非常热闹,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也常常会有吆喝着去打扑克的声音、巷道里呼儿唤女的声音、明亮的灯光下传来的猜拳行令声……而现在,村庄异常寂静,寂静得让人心悸,寂静得就像一座坟墓。

妹妹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种地赚不到钱,很多土地都荒芜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前几天,根生伯‘老’(死)了,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

我惊讶地问:“根生伯怎么就会‘老’了?”

妹妹说:“是啊,他只比爸爸大一岁,万灵伯也‘老’了,半年前‘老’的。”

我突然感到异常悲伤。根生伯和万灵伯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母亲还没有回家。妹妹说,母亲去了教堂。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信奉基督教了,“村子里,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

妹妹给我热了饭菜,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吃完了饭,母亲还没有回来。妹妹说,今天是周末,母亲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去教堂,雷打不动。

一直到了夜晚十点,母亲才回到家,与母亲一同回家的,还有村中很多老太太。

母亲的头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皱纹也比过去多了。母亲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说:“我娃回来了。”母亲的手上满是老茧,像树皮一样粗糙,是被各种农具磨成这样的。

同村的老太太挤进了房间,房间一下子显得很逼仄。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让我娃平安到家。”另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另一只手说:“我娃能平安回来,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我突然觉得这些看着我长大的婶子们、姨娘们,变得很陌生,变得让我无法相认。但是她们说得很真诚,她们的眼神和神情都很真诚。

我无法理解,我的这些可亲可敬的长辈们,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长辈们走了后,妹妹给炕洞里塞了两捆花杆,炕面一下子暖和了起来。我们脱掉鞋子,坐在炕上聊家常。

我们说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突然就会爆发出笑声,而笑声过后又会流下眼泪。小时候的日子太苦了,我们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母亲坐在炕角,一言不发。然而,我每次转身看母亲的时候,都看到母亲在悄悄抹泪。

我问母亲:“您怎么就信耶稣了?”

母亲说:“耶稣好啊,耶稣能救苦救难。”

我问:“耶稣怎么救苦救难?”

母亲说:“耶稣说,受苦人死后都能进天堂,现在受点苦就没有啥了。”

邻村的教堂是一年前盖起来的,神父不知道来自哪里;但是这个神父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让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母亲说,村中的老人们,都有一半信基督。

母亲还向我讲起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村中某某的爷爷得了癌症,医生说让回家等死,信了基督,癌症居然不治自愈。村中某某家两口子经常闹离婚,信了基督,两口子好好过日子了……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人有了精神寄托后,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一些疾病就会不治自愈,而且,癌症正是戾气郁结形成的。基督教劝人行善,两口子都想行善,自然就不会吵架了。

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了父亲,母亲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有了很多教友,她不会再忍受孤独了。

妹妹说,村中有很多鳏寡老人,儿女出外打工,信奉基督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说到了凌晨三点才休息。我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早晨九点多。

这是我这两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次,没有做梦,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也不用考虑工作的事情。我睁开眼睛,跳下炕头,感觉自己就像一辆加满柴油的拖拉机,一踩油门就能突突奔跑起来。

雪已经停止了,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皑皑白雪上,就像残阳映照在水面上,一地霞光。屋檐下开始融冰了,长长的冰溜子吊下来。几只麻雀出来觅食,在雪地上走出一长串的“人”字。村道里有一群孩子,戴着棉手套和棉帽子,比赛着谁能够在雪面上滑得更远。

我准备好糕点和香烟,准备去看望根生伯和万灵伯,突然想起妹妹昨晚的话,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心中一阵伤感。

根生伯和万灵伯如果在世,今年都不到60岁。

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无话不谈。

那些年里,他们三个人都“扎耱条”。这种职业现在已经消失了。

扎耱条,就是把枣刺砍下来,倒提在手中,用斫刀把枝枝蔓蔓砍掉,只剩下主干,这就是耱条。枣刺在很多地方叫荆条,杂生,一般长在沟边埝畔,影响庄稼生长。这些耱条捆扎在一起,拉到集市上去卖。需要的人买回家后,把耱条一根根圈在一个“曰”字形的木框中,这就成了那些年农村人经常使用的耱。

西北苦寒,庄稼都是一年一熟。每年秋季,庄稼收割后,需要犁地,地犁完后,还不能种庄稼,需要平整土地,这时候就需要耱了。耱地的时候,前面有牲口拉着,后面有农夫手持缰绳控制着方向,中间放在地上的,就是耱。耱的上面往往坐着一个孩子,或者放着一块石头。牲口拉着耱来回走一遍,土地平整了,才能播种。

“犁耧耙耱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吆车能打回头鞭。”这是对农村技术能人的概括,如果能达到这些,就是农村里的“能行人”,就是庄稼把式。这句格言在西北农村流行了几千年,而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从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食物。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漂到一边,用手捧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合,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做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合。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窑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叫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会儿,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蒙眬中听见父亲说:“躺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赚了30元钱。”这30元钱让父亲激动不已。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从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相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大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花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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