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黑帮覆灭记 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 《大黑帮》牛伯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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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一）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火暴春节的背后

转天12月 8日，几个人白天过去，守侯一天，又没蹲到。

刘兵想，这样守株待兔等李斌不行，又不能打草惊蛇，想来想去，还得依靠曾印。

他给曾印打电话，要曾印把李斌约出来，在厂门口见面。

刘兵向曾印透露过这件事的背景，曾印说：“别的我可都不管，我只管做我自己的事。”

刘兵说：“就是这个意思。”

晚上七点钟，曾印用手机给李斌打了传呼。不一会李斌从家里打电话过来。曾印说：“你出来一下，我给你说件事。”李斌问：“你在哪？”曾印说：“我在厂大门口的菜市场上，说完事我还要出去，二群他们在等我，晚上去ＯＫ厅。”李斌怀疑谁也怀疑不到曾印头上，他说：“我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李斌出来。曾印果然在厂大门口等着他。两人见面，曾印随便编了个词儿，随手塞给李斌几百块钱。当时街上人很多，附近就是菜市场，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两人背对着街面，站在距大门的水泥柱子仅一米远的地方说话，没有五分钟他就和李斌分了手。曾印朝前边的三叉路口走过去，二群支着摩托车在路边等他，二人上车，真的去了ＯＫ厅。二群并不知道这边李斌要出事。

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宁仃和娃娃已经做好了准备。宁仃戴着墨镜，穿一件米色长风衣，敞着怀，猎枪提在风衣里，径直朝李斌的身后走来。娃娃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也提着枪做接应。

宁仃走到李斌身后——这时李斌毫无觉察，他望着曾印远去的背影，大约还为那几百块钱感动呢。身后的宁仃已经举起枪，枪口距李斌的后脑不足半尺远，他“砰”地扣动了扳机。

霰弹把李斌的脑袋打爆了——这场面极其血腥。李斌的脑室全部炸开，脑浆四溅，飞射到旁边的水泥柱上。李斌的头，自脑门到耳后再到脖颈，前半部还存在，后边整个脑骨全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完整的脸皮——这是宜宾所有的凶杀案中最刺激的一幕。

宁仃开枪之后，并没去看倒在地上血肉横飞的尸体，他转身就走，风衣一掀一掀，和娃娃一起朝不远处接应他们的长安车走去。

当惊慌失措的人们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已消失得无踪无影。

12月 8日这天晚上，南岸的航天路中段，在李斌被杀之前不到半小时，也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杨光带领刑警大队的侦察员正在南岸现场进行勘查。

杀人现场在忘忧谷歌舞厅，死者是歌舞厅的老板。

案件线索很快捋清楚，那起案件是坐台小姐与老板不合，闹经济纠纷，小姐请了社会上的杀手，买凶杀人。

杨光大队长接到江北派出所的报案，立刻赶到七七九厂生活区大门口。现场的惨状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杨光这样的老刑警都感到震惊。

通过走访，案子显得十分离奇。

李斌父母及邻居反映，李斌相当一段时间不敢出门，只在家属区内活动，好像惧怕什么人，从来不去厂外边。

李斌这一段正在耍女朋友。据他女友介绍，李斌近来心情不好，总说有人要收拾他。平常只呆在家里，跟谁都不联络。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李斌的传呼机上有个电话号码，从时间上推断，很可能他接到这个传呼之后，从家里出来，走到厂门口与什么人见面，在这个过程中被人打死。

警方很快查清，李斌传呼机上的手机号码是曾印的。当天夜里，警方对曾印进行拘留审查。

曾印说：“我和李斌的关系非常好，他提出要点钱，我拿给了他。约他一起出去，去ＯＫ厅唱唱歌，李斌不去，他让我们先走……就这么回事，我们走了，李斌就出了事情。”

警方调查，李斌身上的确有六百块钱，与曾印所说数字相符。

曾印确实与二群去了ＯＫ厅，在李斌被杀害之前就约定好的。二群反映，路上两人还说李斌，活得太拘谨，男人这副样子活着真没劲这样的话。

他们骑摩托车离开七九九厂时，没发生什么事，他们也没听到枪声。

到歌舞厅调查，证实他们的确到过那里，时间，人员都对得上。

从调查情况看，曾印并没讲假话。李斌家，李斌的女友，曾印的朋友及周围邻居都能证实，曾印的确是李斌的密友，两人关系非常不错。

可怀疑的只是那个传呼号码。

传呼号码可能与暗杀有关，也可能毫无关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曾印被释放。

然而，在侦察过程中，警方发现，李斌与林传金的关系密切。李斌亲属证明，李斌在七月底八月初曾外出，他流露过他去自贡、内江一带的某些细节。

李斌自八月下旬开始，闭门不出。

尽管警方当时并不知道七鼓眼两次被摩托手追杀案件——七鼓眼没有报案，但通过“自贡截击”，“九月行动”，警方已掌握林传金数次袭击黄毛毛的情况。翠屏分局程忠实局长、杨光大队长、任春风副大队长的认识一致，分局刑警大队和市局刑警支队的认识一致——警方推断，12。8案件应是黄毛毛团伙所为，这一案件是黄毛毛、林传金两大团伙火并案的延续。

这一认识，把宜宾社会团伙纷争的轮廓勾勒得愈加清楚；反过来案件本身也充分展示了这种纠纷的残酷性。

从案件的条件和作案的过程分析，应有内部人员做接应。曾印再度列入嫌疑对象，但曾印已经外逃，离开了宜宾。

横行乡里，滥杀无辜

黄毛毛团伙不仅与林传金团伙结怨深重，平时在宜宾市内也是横行乡里，滥砍滥杀，比隋文昌团伙更有过之，甚至——连巡警也不放在眼里。

1999年10月5日，安阜（上江北开发区）的恶势力头目胡某，与张某等人赌钱。胡某输了，说牌中有假，在座几人都没开腔，胡某一定要大家退赌金，闹得不欢而散。

这件事，张某告诉了黄毛毛手下的穆三毛。穆自持有面子，打电话摆平此事，他对胡某说：“我看这事情就算了吧，张某是我的干亲家，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是吧？”谁知胡某强横，张口就说：“你干亲家算老几？我可是带小弟的人，都这样算了，我的小弟还怎么吃饭？”胡某不买帐，穆三毛心里冒火，就说：“你在哪个地方，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去。”胡某没听出背后的意思，他也是在当地霸道惯了，随口说：“我在安阜戎州大厦门口吃火锅，你过来吧。”

当时，穆三毛、纪晓华，吉庆正在“三毛酒吧”里喝酒。穆三毛一声招呼，两人立刻带了十几个弟兄赶过去。

到了戎州大厦，一阵乱刀，把胡某砍得血肉模糊。

胡某在宜宾纸厂医院缝合后，仍不服气，叫人带信过来说：“我认识那个鸭婆（穆三毛手下的小弟），你们等着，我把伤养好，一定要事情扳转来。”

10月 9日，胡某在他开的澎湖湾按摩院养伤。纪晓华、吉庆、何琦等人坐出租车来到按摩院，明刀明枪地闯进来，又是一顿乱剁乱砍，把胡某剁成重伤，手被砍残。这一次，胡某心服口服，一下子就在江湖上沉寂了下去。

1999年11月中旬，宜宾轮船公司一名女职工肖某，因打牌，欠另一女职工黄某赌帐。黄某要钱时，肖某不但不还，反把黄某的脸部抓伤。黄某一气之下，找社会上黑道帮忙，通过朋友找到黄毛毛手下的小弟郭兵。郭兵大包大揽地应承下来。

11月30日下午两点，郭兵邀来卢韦、曹杰等人，一群人带着长刀到宜宾轮船公司招待所四楼肖某家讨债。因肖某当时不在，郭兵等人责令肖的丈夫还钱。双方发生了口角。郭兵当即抽了肖的丈夫一记耳光。卢韦抽出随身携带的长刀向肖的丈夫上肢和背部连砍了数刀。肖的丈夫逃向门外，挡在门口的曹杰用匕首刺中其腹部。肖的丈夫跑到413室躲避，曹杰等人又追进413室，连续刺杀对方数刀。直到肖的丈夫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郭兵等人才逃离现场。肖的丈夫经送进医院抢救，脱险。法医鉴定，其左上肢、腹部等损伤属重伤。

案发后，因当事人黄某拒不交代案情，致使凶手长期逃匿，直至2000年春节后，郭兵才被抓捕归案。

1999年12月 5日（纪晓华接受暗杀李斌任务的当天）深夜，纪晓华、曹杰、宁仃、娃娃等人自下江北回来，在大观楼焦点酒廊喝酒吃夜宵。大观楼晚间非常热闹，是消夜的人们最集中的地方。

几人喝得酩酊大醉，身上又都带着凶器。酒后，打两辆出租车返回。车行至青年街，有人伸手拦车——拦车人也喝了酒，没看清车上有人。结果双方发生了口角。娃娃跳下来，他是刘兵的手下，刚被介绍与纪晓华认识，本来也想显弄下自己，加上刚喝了酒，上来就一顿拳脚，喝他们说：“瞎了你娘的狗眼，没看见老子车上都坐的是什么人吗？”

坐什么人也不能上来就打架啊，这道理无法讲通。

对方也喝了酒，挨打当然不干，两边撕扯起来。

巡警支队一大队巡警王德军上前制止，喝斥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我是警察。”

纪晓华、曹杰乘着酒力，居然拔出刀来，说：“你是警察算老几？老子专打警察。”

曹杰上去一刀，扎到王德军的腹部。几人一阵乱杀，把对方三人全部砍伤。王德军身上被剁二十几刀，皮衣被剁烂。腹部的刀伤深达腹膜，法医鉴定，王德军左下胸壁3Cm裂口，内有气体冲出；腹部4Cm横裂口，

案件发生后，纪晓华等人迅速逃匿。

市局3。23联席会议上，杨光大队长提出的观点，打开了思路，使我们对整个案件的认识，进入了新的思考。

宜宾社会五大团伙：隋文昌、黄耀华、王辛垣、呼七君、林传金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活动方式。但宜宾是个全局，宜宾五大团伙的相互关系，也是个全局。他们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不应该仅从单一视角去分析。

回顾2000年春节，正是宜宾社会上几大黑道团伙活动频繁，公开搞团拜，闹得乌烟瘴气，所谓甚嚣尘上的时候。隋文昌、黄毛毛、王辛垣三大团伙，各走各的上层路线，竞相举办联谊会、团拜会，连番在各大酒楼公开摆宴。请客吃饭场面之大，范围之广，相邀人员之多，均令人乍舌。这是一个新现象。那么，造成这个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争相这样做是出自一种怎样的想法，掩藏着什么动机？

这说明他们在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基础。

这说明他们需要强化与执法部门、政府机构的个别人员的关系。

这说明他们的实力和野心同时膨胀起来。

这还说明，各涉黑团伙间的关系更为微妙，诸家老大各怀鬼胎，暗藏杀机——各集团已有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正在把它付诸实施。

由此而来，几大团伙的互相倾轧、血腥火并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隋文昌已猖獗到不可一世的地步。春节期间他几乎连天摆酒，每次不下一二十桌。袁宝昆经杨光批准参加过一次，他感到不得了。出席人员不下 200人，许多面孔令他惊讶。杨光经程忠实副局长批准，也参加过一次。他当时的心情非常不好。直观的感觉，隋文昌已俨然成为社会名流，参加宴会者有政界、司法界、工商税务、经济界人士，也有像黄毛毛这样的其他团伙的社会大哥。倘若把这看做宜宾的缩影，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黄毛毛、王辛垣等人也并不示弱，自然是各显各的神通，各请各的朋友。看似不温不火，其实狂躁之气在杯盏交映之中早已浮现出来。

春节前后，翠屏分局刑警大队肖海峰中队长把黄毛毛叫到办公室，对他进行教育。当时警方已掌握他与林传金的矛盾，并怀疑宜宾几起重大案件与他有关，只是没掌握到直接证据。黄毛毛态度骄横，居然在刑警大队就宣称：他要继续与林传金血战到底。

翠屏区中区只有 1。8平方公里面积，警察与这些社会老大，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的关系心照不宣地明摆在那里。日常生活中，交往交道都会有，这些人物的公开身份是公司老板、饭庄经理，场合上遇到，难免有些面子上的话要说。他们本人或手下小弟，不少被警方处理过，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彼此都有一本帐在心里揣着——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你不犯罪，我不抓你；一旦你触犯刑律，证据确凿，警方就决不客气。

春节期间的超常规的活动，说明几大团伙都在找“靠山”。找靠山不是目的，利用所谓靠山当然是要发展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事业又是什么？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宜宾几大团伙的头面人物，都在扩充实力，扩大势力范围，企图称霸宜宾。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近年间宜宾几大团伙几乎是平行发展。隋文昌主要经营博彩业；王辛垣垄断着宜宾的蔬菜水果批发业；黄毛毛独霸宜宾海鲜批发和成都至宜宾的零担运输业务，他也参与博彩业，但不在宜宾境内；呼氏兄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市郊的象鼻镇。

这几大团伙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隋文昌集团每年的有形收入应在两千万元之上，黄毛毛的经济实力应该优于隋文昌。

随着他们经济力量的增长，几大团伙间长期维系的平衡关系很可能会被打破，新的格局很可能就要产生。由于这几大团伙都未摆脱犯罪“辛迪加”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又是诉诸武力的暴力集团，这种嬗变，很可能是一个相互倾轧相互吞并的血腥的过程。

近期，几大团伙都在购置武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片刀和火药枪，甚至不满足于军用手枪，而是要购买杀伤力更大的微型自动步枪。

团伙间更深刻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彼此间的剿杀已经到了直指团伙大哥的程度，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严峻的信号。

隋文昌集团和王辛垣集团多次动过刀枪。西郊市场之争，少娥湖赌场之争，都带有明显的“占码头”的意味。

王辛垣集团与黄毛毛集团也存在矛盾，原因与隋文昌相仿，几次冲突都因黄毛毛手下触犯了王辛垣在西郊市场上的利益而引发。

黄毛毛与林传金的冲突演变为两大团伙间你死我活的追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即使从表面上看，黄毛毛与隋文昌也并非不存在矛盾。隋文昌随着其经济实力、社会声望的提高，在宜宾很有点不可一世的味道。他的组织成了宜宾黑道上的“宪兵”，无论哪个地方打架，哪里就会有隋文昌的人马出现。黄毛毛由于有邵文的赌业做依托，经济实力比隋文昌雄厚，武器装备也比隋文昌精良，而他在宜宾的声望却远不及隋文昌——这种不平衡心理，很容易造成两人乃至两大团伙间的致命冲突。

黄毛毛对隋文昌心存不满，这从他在隋文昌的赌场里“搅场子”的放肆行为中可略见一斑；而隋文昌对黄毛毛也不满意，黄毛毛搅他的生意，对他的不尊敬，都令他极不舒服。倘若二人间的矛盾略加升级，演变成宜宾老大之争，那么，宜宾很可能要经历一场血战。

林传金团伙始终是一个危险因素。当他被黄毛毛的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之后，他及他的团伙主要成员不得不转入地下，锤炼成一支以复仇为目标的诡秘的恐怖暗杀队伍。

林传金团伙又是个不确定因素。把林传金团伙放在宜宾几大集团相互关系的全局中看，不难发现，它是一颗重要的棋子。黄毛毛一定要消灭林传金，剪除他的后患。反过来，林传金又是谁都可以利用的力量，无论哪个团伙与林结盟，都能够置黄毛毛于死地。

有消息说林传金已经秘密回到宜宾。

有消息说，对于林黄之争，隋文昌表过态，他并不赞同黄毛毛，认为毛毛做得“过”了。

还有消息说，林传金与隋文昌正在秘密接触中……

从以上种种要素来分析，无论哪个方面，都存在着黄毛毛对隋文昌下手的理由——虽然警方目前还没掌握任何证据。

宜宾市公安局 8月23日工作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提出王辛垣团伙暗杀隋文昌不能成立的种种疑点，之所以能够提出黄毛毛团伙应列入工作范围意见，之所以能够提出林传金可能成为其中不确定的因素这一看法，均来源于一年来警方对宜宾黑道团伙所做的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来源于他们对几大黑道团伙行为方式的了解，也来源于宜宾一年来发生的多起案件提供的佐证。

宜宾警方始终奉行的工作方针是：坚持长期秘密工作，捋清黑道团伙的轮廓和内部结构，寻找战机，条件成熟一个打掉一个，成熟一批打掉一批。九月打击，敲掉林传金一个武装据点，震慑了整个宜宾黑道团伙。这一次当然不同，他们已经预感到，与宜宾黑道的总决战，就要开始了。

风雨飘摇隋文昌

隋文昌躲在南岸凤凰小区的房间里，他的头脑在一刻不行地在高速转动着。事关他的性命，他不能掉以轻心。连天来隋文昌扪心苦想，就是要弄清危险来自哪里，谁要向他动手。然而，他的敏锐程度却远不如宜宾警方。

他也曾把怀疑的范围扩得很大，把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与他有私人矛盾的人员统统想到，他仍然跳不出王辛垣这个圈子，他确实一点都没怀疑黄毛毛。

隋文昌在宜宾是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隋文昌被打伤的消息不胫而走。不断有人携带着礼品前来看望。手下成群的小弟，宜宾“老社会”的旧友，自贡、内江、重庆、成都的黑道大哥闻讯也派人前来慰问……隋文昌忽然就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着极大的危险。

他并不认为杀手会善罢甘休，也从未认为他躲过第一枪就已经变得安全。他能想象到，对方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他，在研究他，寻找可乘之机。而现在，前来探视的人员越来越多，他的住所已毫无秘密可言，倘若杀手乔装打扮，混进来再次向他开枪，他将防不胜防……

在隋文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一分钟也不想在凤凰小区再住下去，他马上就想搬家。

二弟不在跟前。现在二弟是他的眼睛和腿，但二弟不在，他每天晚上回家，现在还没回来。

隋文昌要张一兵打电话，把张镇江请过来。同时关门谢客，不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张镇江是老社会，在宜宾有威望，他又是隋文昌的老朋友，是他的合作者，为隋文昌经营着多家店铺。

张镇江过来，隋文昌对他说：“四哥，有人要害我，这一次动静不小，跑到我的馆子里打黑枪，要取我的性命。我没有死，我想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再来。我这个地方，人来人往，已经闹得跟沁源茶楼差不多了，杀手要来，容易得很。所以我想换个地方，这里是一天也不能住下去了。”

镇江说：“我也这样考虑过。”

隋文昌说：“这次转移，不要去显眼的地方，保密是头一位的。要让那些杀手和他们背后的老板，想都想不到才好。”

张镇江琢磨一阵说：“我有个朋友，在城监局工作，他们是执法单位，宿舍楼外边有门卫。安全，保密这些方面都不错，就是居住条件差一些。”

隋文昌问：“人可靠吗？”

张镇江说：“绝对可靠。”

隋文昌立刻做出决定，说：“就这地方了。”

张镇江马上联系，先没讲什么事情，只说他有急用，让对方马上腾房。

文昌又说：“这个住所除了房主人、二弟、郝四娃、你我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放出人去摸底了，等老子把伤养起来，我不会客气，老子那时候再杀他的回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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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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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处警
这天是 3月22日，隋文昌遭枪击三天之后。
隋文昌安顿好搬家适宜，由保镖张一兵陪同，秘密潜回沁源茶楼，与魏化兴等人见面。随后再没回凤凰小区，乘坐张镇江的汽车胜利转移。
当天晚上，再来凤凰小区看望昌哥的人都扑了空，隋文昌已然消失，连同他的保镖，连同他的女人，统统不见了。谁也说不清他们去了哪里，在昌哥手下的小弟口中，打探不到任何消息。
郝四仍在艰涩地执行着昌哥交给的跑外任务。从申小弟处返回宜宾，隋文昌还住凤凰小区，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代表昌哥参加一个外围小弟的葬礼。小弟在械斗中丧生，大哥再有危难，这样的事情也要有所表示。团伙就像个大家庭，当大哥的理应有这份责任。
搬家过来，知情的范围已缩到最小。除却隋文昌，只有张镇江，二弟——文昌已把他叫过来，保镖张一兵，女人孙玲玲，以及房东六人知道。
这处住宅在城监支队宿舍区内，地点在南岸的长江大道第六中学对过。该栋楼房不临街，距马路有50米远，楼口外有一间平房是门卫室，24小时有人值班。他们租用的房子在二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房。隋文昌落难之时，讲究不了许多。大间卧室隋文昌和孙玲玲居住，小间保镖张一兵居住。隋文昌三人均不出房门，吃饭，由张一兵打电话从外边馆子里叫，伙计送上来，也不许进屋。隋文昌所有的通讯装备全部停用，对外联系使用张一兵和孙玲玲的手机，圈子里的人不知道他们的手机号码。他的枕头下边，压着两支六四式军用手枪，都顶着子弹。
此刻，他觉得万无一失了，心里这才安稳下来。
隋文昌已经布置下去，对王辛垣以及他手下的几员干将，“钓”到格杀勿论。事情交给二弟办理，杨威、杨猛已经带人开始行动，他可以安心等待了，总会有消息传上来的。
然而，隋文昌做梦也没想到，要取他性命的并不是王辛垣，而是自小跟他一起在北门长大，有着多年老交情的黄毛毛。
身中六枪，隋老大死于非命
3月25日，隋文昌搬到新居已经是第三天了。这天，他睡到中午12点钟起床，孙玲玲收拾了房间，张一兵叫了饭——已说不清是早饭还是午饭。一点钟，二弟从家里过来，和他们一起进餐。
隋文昌比前几天显得轻松，大家摆了一阵龙门阵，都忘记了他们在避难，觉得再过几天，一切就会平安地度过去了。
下午四点钟，二弟呆着无事，对隋文昌说：“我的打火机坏了，拿去修理修理。”恰这个时候有人给二弟打来电话。
二弟接电话问：“哪一个？”
对方说：“二哥吗，小五子从成都过来了，想跟你见一见。”
二弟说：“要得。”关掉电话对隋文昌说，“我的一个朋友从成都过来，我去见见他，顺便把我的打火机修一修。”
隋文昌说：“我这里没事，你去你的。”
二弟出去办事。
五点钟，二弟正修打火机，给张一兵打电话说：“郝四从外地办事回来，跟我打通电话，说杨猛想见昌哥，你问昌哥见不见？”
张一兵请示隋文昌。
隋文昌想了想说：“告诉二弟，叫他们过来吧，我也想听听那边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张一兵说：“要得。”
隋文昌又说：“你告诉二弟，这个地方，只要郝四、杨猛两人来，不要带别的娃子。”
张一兵说：“要得。”便把电话打给二弟，传达了文昌的指示。
下午五点三十分，孙玲玲和张一兵两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隋文昌一人躺在卧室里休息，这时听见有人敲门。
张一兵问了句：“是郝四吗？”
外边说：“是我。”
因方才隋文昌已经同意郝四前来探视，张一兵与郝四又熟得不能再熟——他毫无警觉地把门打开。
木门刚刚开启一条缝就被外边的人用力挤住，这一瞬间张一兵看到外边站着不是一人，而是三四个人，都用黑色丝袜蒙着面，手上端着枪，枪口直对着他。
张一兵吃惊不小，因他没有一点准备，再做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门打开，第一个人猛推他一把，第二个人手里的枪就响了。这一枪正打在他的左胸上。猎枪，用的是打野猪的霰弹。近距离射击，把张一兵打得倒退了几步，仰面摔倒在地板上，血立刻从身下流出来。
孙玲玲也在客厅，听到敲门声她同样认为来的是郝四，她甚至连头都没抬，仍看她的电视节目。忽然听到枪声，孙玲玲才意识到事情不好，她看见张一兵倒下，门口冲进几条持枪的蒙面大汉，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蒙面汉一共四人，四条枪，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睬尖叫的女人，进门就往隋文昌居住的卧室里闯。
隋文昌正在睡觉，乍听到枪声他还以为在做噩梦，激灵醒来，就见有人快速从卧室门口闯进来。他马上伸手去拿压在枕边的六四式手枪——没容他拿到，杀手的枪已经响了。冲到里屋的几人举着枪，几乎同时开火，都是火光和枪药的白烟。几人边走边打，从门口打到床边，枪枪打在隋文昌身体上。
隋文昌身中五枪，均击中他的要害部位。这个过程很快，前后不过几秒钟的光景。杀手打完之后转身就走，其中一人回身又补射一枪。然后，四人迅速离开隋文昌的住宅。
出来时，依然没人理会缩在角落里颤抖的女人。
杀手目标明确：杀掉隋文昌，对室内的一切秋毫无犯，连隋文昌已经亮出的手枪都没拣走。他们来这里就是杀人，进屋便开枪，把人打死马上撤退，一刻也没停留。
屋子充满了火药味和血腥气。
孙玲玲是筠连县女子，25岁，她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孙玲玲半年前被隋文昌看中，平时负责打理隋在东街上的一个门市。这场面她早就吓得慌了。
惊魂未定的孙玲玲还没还过神来，张一兵的身体抽搐一下，她才想起打电话救人。她先拨 120，叫了救护车，再打宋亚平的电话打不通，只好打给郝四，带着哭腔说：“昌哥出事了，你马上过来。”
郝四原本与二弟订好，等二弟修好打火机，两人一起来见文昌。此刻正在商业街口上等侯。接到孙玲玲的电话他也慌了，马上给二弟把电话打过去。二弟在等修打火机的师傅，接到郝四的电话打火机不再修，对郝四说：“你别等我，咱俩各自打车，赶快过去。”
郝四朝现场赶的时候，接到廖二娃的电话，廖也是隋文昌手下的小弟。这时候已经无秘密可保了，他要二娃马上赶过来，抢救昌哥。郝四是最先赶到出事地点的，廖二娃几乎同时也到了。这时恰好第一辆救护车开到楼下。
郝四上楼，看见昌哥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身上还缠着绷带，头部，胸腹部都是血迹。人半闭着眼睛，看上去已经不行了。医护人员来到楼上，挪动昌哥身体的时候，他身下的血已经把褥垫湿透。郝四和廖二娃把隋文昌连同褥垫一起移到担架上，在医护人员的招呼下把奄奄一息的隋文昌抬下楼梯，抬上院子里停放的救护车。
场面乱哄哄的，院子里围拢着许多人。
郝四、廖二娃抬文昌上车时，褥垫里夹着的一支六四手枪掉出来。郝四立刻掖在身上。
孙玲玲和廖二娃打了辆出租车，跟随救护车一起赶到第二医院，隋文昌立刻被推进手术室。
二弟赶过来时路上已开始塞车，他到的略晚。来到楼下，第二辆救护车还没走，他看见医护人员正用担架把张一兵抬出来。张一兵还能喘气，但始终没睁眼睛。
郝四仍留在现场，他和二弟见过面，杨猛也得到消息赶过来。大家都有欲哭无泪的感觉。几人返回二楼现场，在进门的门口处、卧室的大床上，两个地方都看到了大片的血迹。几人迅速检查隋文昌遗留的物品——他们知道警察马上就会赶到，结果在卧室找到了另一支六四手枪，郝四拣起，交给了杨猛。
此时公安局的人员已经出现在现场。二弟、郝四、杨猛等人走出来，一起去第二医院看望隋文昌。
3月25日是个星期天，天气特别晴朗。
下午5点50分，110指挥中心接到报案：南岸长江大道城监支队宿舍楼，群众听到楼内有枪声。宜宾市巡警二大队，翠屏区刑警大队，长江大道派出所接到指令，立刻组织警力赶往现场。
最早抵达现场的是翠屏刑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糖李玉文，他和他的侦察员正在市局巡警支队处理另一起案件，得到信息后，立即跟随巡警车辆直接来到现场。
现场围观的群众很多，因孙玲玲及隋文昌团伙成员并未报警，群众打 110的时间置后，警方赶到时，隋文昌已被送往医院，张一兵也被抬上救护车，人还喘气，救护车正要开走。
二楼的房间里到处是血，现场秩序混乱，进进出出的人群中，就有隋文昌团伙成员。
南岸派出所民警、巡警二大队巡警到达后，立刻维持现场秩序，并马上着手进行现场访问。
与此同时，市局刑警支队王建伟副支队长接到 110报警，指挥中心直接打到他的传呼上，称：南岸长江大道发生枪击案，打死一人重伤一人。王建伟当时正在西郊派出所办事，接报后他马上打电话向郑易支队长报告，郑易支队长当即组织支队重案一大队、二大队赶往南岸现场。此时，翠屏区刑警大队杨光大队长也赶到现场。
杀人现场在长江大道六中对面，凹进去的第二排宿舍楼前，已停下五六辆警车，警方已把现场周围封琐了起来。
市局刑警支队黄力副支队长、技术大队长古长生接到郑易的命令，带领技术人员赶来，立即着手进行现场勘查。
杀人现场在城监支队宿舍楼二楼右手单元房内。进门的地方，有一过道，正对客厅。门口的大量血迹，地上有拖擦痕迹，依据现场情况分析，应为医护人员在抢救时造成的拖痕。进门第一间卧室的床面上，枕头上有血泊。席梦丝床垫、被子上，留有枪弹痕迹。现场发现两种弹壳，一种是霰弹枪；另一种是美制“柯尔特”军用手枪弹壳。
古长生从现场出来时，一名30多岁男子悄悄告诉他，他亲眼看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这里，楼洞里出来四五个人，钻进汽车。他顺手把出租车号码写在了墙上。
二中在访问中，在场目击群众也反映出这辆出租车。一老者把一张写着出租车牌照号的硬纸片，交给警方。
两条线索均反映到二中队长李玉文手里，出租车牌照号码一致，均为川Ｑ13099。
在开始阶段，现场并未反映出被杀者就是隋文昌。警方掌握的基本情况是：三天前，该单元房住进两男一女，今天下午约 5点30分，四至五名蒙面杀手持枪进入房间，将两名男子乱枪打死，随后冲出房间，乘一辆牌照为“川Ｑ13099”的红色夏利出租车逃窜。
但事情的真面目很快就清晰起来，二医院方面传来确切消息：遭枪击者是宜宾的黑道大哥隋文昌和他的保镖张一兵，形势立刻变得严峻。
六点钟，程忠实副局长正在五队研究案子，他接到报告：隋文昌遭枪杀，正在二医院抢救。
他当时就意识到医院比现场更为重要，直接赶往二医院。
任春风接到杨光的命令，他抓了辆摩托车，在去二医院途中与程忠实副局长汇合。
程忠实副局长来到二医院急救科大楼时，急救科门外的夹道里和空地上，已经聚拢了数十人，而我们的警力很少。围观人员底数不清，感觉上都与死者有关，或是死者亲属、或是隋文昌手下的骨干，不能排除其中暗藏着隐形杀手——大家都在等候隋文昌最后的消息。
围观人群人数还在上升，熙熙攘攘，场面很乱。
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坐在门厅里哭泣。其他人都在议论着什么。有人与医生交涉，打听隋文昌的现状。
任春风走进抢救室，看到隋文昌本人——他躺在手术台上，头上还在滴血，胸前被枪弹打开了几个大洞。医生已经采取了救护措施，看来是抢救无效，人已死亡。
另一被害人张一兵，猎枪把胸部打烂，心肺严重损伤，因失血性休克，也已死亡。
程忠实赶到二医院，立即把一中队的刑警调过来，以控制急救科大楼的局面。他果断决定，一，做好医护人员工作，严密封琐隋文昌已经死亡的消息；二利用现有警力，在急救科大楼楼口设置警戒线，任何人员不准内外流动。
3月25日这天，恰好宜宾市召开首届“寓苑之春”大型演唱会，邀请全国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来宜宾演出。市有关领导对这次演唱会十分重视，宜宾市民参加踊跃。为搞好安全保卫工作，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公安分局抽调大量警力在剧场及周围维持秩序。于秀分局长也在现场检查保卫工作的落实情况。
于秀分局长接到报告，隋文昌被乱枪打死，尸体停在二医院，她当即决定，从演出现场抽调部分警力，支援二医院。同时，她与市局郑易支队长接通电话，郑易正在长江大道现场指挥勘查工作。于秀通报说：“二医院情况危急，聚集过来的闲杂人员很多，请你立刻派人增援。”
郑易当即委派王建伟副支队长组织警力，前往二医院。
杨光大队长接到于秀电话命令，也同时赶往二医院。
此时，陈国富副局长已得到消息，来到长江大道现场。郑易扼要地向陈国富副局长汇报了凶杀现场和二医院两地的情况。他把现场勘查工作和现场访问工作交由黄力副支队长指挥，陪同陈国富副局长一道，赶往矛盾冲突的集聚地，宜宾第二医院急救科大楼。
二医院现场大清查
二医院的形势极其紧张。
急救科大楼外边已经围拢了100多人。各类人员混在一起，场面十分杂乱。
王建伟率支队刑警与程忠实汇合，不久，于秀分局长、郑易支队长、陈国富副局长先后都赶过来。
程忠实汇报了医院方面的情况。隋文昌和另一被害人张一兵已死亡。由于我们严密封琐了消息，目前外边聚集人员并不了解这一情况。程副分局长认为，外边聚集的围观人员成分复杂，动机不纯，他们聚集在这里，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嫌，是此事件中最不安定的因素。这些人中，不少人有犯罪前科，一些人本身就是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平时我们找都找不到人员，现在全部浮出水面，很可能，其中就隐藏着杀手。他主张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封闭现场，对聚拢在二医院急救科大楼外的所有人员，一律进行拘留审查。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主张。
于秀分局长赞同程忠实的意见。她认为：第一，市局、分局在 3月23日工作会议上，对“3。19”案件的性质认识一致，工作方针明确。我们对宜宾黑道团伙的工作已经营了一年，“3。19”案件为我们提供了打击这些犯罪团伙的有利的时机。即使“3。25”案件不发生，我们也要主动出击，他们不找我们，我们也要去找他们。“3。25”案件是“3。19”案件的延续，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做出动作。第二，四川省内江市曾发生过一起社会上黑道老大被杀案件，对方得知老大未被杀死，立刻组织二次追杀，两边一碰面，就发生了交火，伤及无辜群众多人。鉴于以上两点理由，她认为有必要采取坚决措施，调集警力，控制住二医院局势，进行一次大清查。
郑易支队长完全同意分局的意见。
陈国富是慎重的，他要求市局支队和分局刑警大队一定要控制住局面，防止发生混乱，防止发生枪战，防止对方狗急跳墙，造成无辜人员伤亡。在周密安排的基础上，他做出决断：调集警力，集中抓人。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决定，同时也充满了风险。二医院急救科大楼外边，已聚拢近 200名各类人员。其中，不仅有隋文昌团伙成员，其他团伙成员也渗透进来。老大遇害，这些人情绪十分激动，身上很可能携带着枪支等武器，隋文昌的生死关系到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不能排除杀手混迹在人群中，准备在医院进行二次枪杀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隋文昌手下情绪中滥开杀戒可能性。急救科大楼外的人群，就像一筒混装的炸药，遇到火星，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我们既不能保证他们间不发生冲突，也不能保证在警方采取行动时，他们不与警方交火。
然而，决策层的意见一致，赢得了作战的时机。
程忠实副局长奉命进行部署，调动城区派出所民警封锁住前门；分局刑警大队，从后门向里推进。郑易支队长调集支队刑警配合行动，陈国富副局长直接与巡警钟支队长取得联系，命令巡警支队防暴大队前来支援。很快，市局、分局调动的 100多名警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第二医院。
二医院的急救科大楼位于医院院内，与门诊大楼形成一个狭长的通道。通道长有一百米左右，一侧有销售副食品和日用品的店铺，周围有几处空地。
通道上聚拢的人员越来越多。从外边赶过来的警察也越来越多。
这些人当中，确有不少人携带着武器，他们发觉形势不妙，开始悄悄从人群中撤离。在警方的包围圈形成之前，有几辆汽车突然启动，飞快地跑掉。
现场已集中了足够的警力，警方已经切断了二医院急救科大楼与外界的联系，巡警钟支队长带领防暴大队已赶到现场——此时被围在里边的人员再想出去，已经不可能了。
天完全黑下来。警方打开灯光，展开了宣传攻势，对被围住的人群进行法制教育。警方反复喊话：为了稳定社会治安，为了确保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要求你们配合行动……请都站在原地，不要走动，接受警方的审查，接受警方的审查……
一些人企图逃走，但所有通道都被警察封琐住。
一些人仓皇之中，把身上携带的管制刀具丢在地上。
一些人无可奈何，把“水帐”本子藏在墙缝之中。
另一些人，趁警方刚刚合围，场面混乱之机，以杀人相要挟，强行把携带的枪支隐匿在几家店铺中。
警方对二医院现场暂扣人员进行了梳理，把涉及到几大团伙的可疑人员、有犯罪前科人员共计50余名全部拘留，分三批送往翠屏分局大院，接受进一步审查。其余人员查清身份后，予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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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三）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火葬场风波

在梳理过程中，警方对二医院现场进行了搜索。在地面和角落的暗影里，发现大量遗弃的管制刀具和放水的帐本。由于店铺的小老板们畏惧黑道团伙的淫威，他们藏匿的枪支，未被起获。

3月25日夜间，翠屏分局大院内灯火通明，几架大功率照明灯从楼角射向大院，院内照耀得如同白昼。

50余名被拘审人员在警方监护下，在大院里排成一个方阵。宜宾市公安局陈国富副局长亲自对他们进行了集体训话。

陈副局长讲形势，讲利害，讲宜宾警方的立场，他强调说：“无论是谁，我们不管你是哪一帮哪一派，只要触犯了刑法，我们公安部门就要坚决地给予打击，决不手软。”他奉劝他们，“要认清形势，相信警方，相信依靠法律能够解决问题。我要警告有些人，我奉劝他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不要搅入这个案件，谁搅进去，谁就没有好下场。”

翠屏分局刑警大队全体刑警，彻夜工作。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把所有的办公室都利用起来，对50余名拘留人员，逐一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他们按照分局统一要求，留下这些人的履历、家庭情况、经济来源、通讯办法，以及十指指纹、正侧面身高标尺照片等资料。重点人员，警方要求他们24小时打开手机，随时听候公安部门的传唤。

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分局大院里气氛严肃，秩序井然。

在静静地等候传唤审查的人群中，就有隋文昌的两员干将：二弟宋亚平、郝明金郝四；还有黄毛毛手下小弟何琦何二娃等人。

与此同时，二医院现场已清理完毕。

警方决定，对隋文昌被杀现场唯一的幸存者孙玲玲，进行保护性拘留，并把此项工作，交给李玉文的二中队负责。

孙玲玲是受害方人员，但考虑到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为避免对方杀人灭口，必须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程忠实副局长叮嘱，一定要确保孙玲玲的人身安全。

孙玲玲被秘密安置在军分区招待所，警方开出两个房间，安排人员，对她进行24小时监护。

当天夜里，经市局党委批准，组成了“3。25”案专案指挥部，陈国富副局长任指挥长，于秀分局长、郑易支队长任副指挥长，并组成由郑易、程忠实、杨光、任春风参加的中心组，负责具体指挥“3。25”案件的侦察工作。

开过指挥部会议，任春风走到大院里，对那些蹲在院子中央，等待审查的人说：“你们谁认识我，认识我的举手。”

一些人举起手来，其中有何琦。

任春风对何琦说：“你过来，跟我走。”

何琦衣着讲究，脖子上戴了条近 200克的金项链，一身标准的黑道小弟打扮。任春风留下他的照片，指纹，手机号码。告诉他：“出去之后，必须24小时开机，我有事情随时传你，听明白了吗？”

何琦点头回答说：“任哥，这没问题。”

审查工作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10点结束，暂扣人员中，未发现重大嫌疑人员，教育后，均予释放。

在警方重兵云集二医院，形成包围之势，对场内人员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陈国富副局长指示：立即把隋文昌和张一兵的尸体送往火葬场，在法医作完尸检工作后，立即火化，以消除影响。

宜宾市火葬场设在翠屏山的后山上，有公路沿翠屏山南麓的金沙江蜿蜒而上，在半山腰分出叉路，一条路通往山顶，另一条路通向后山。

山路狭窄，只能通过两辆汽车。

隋文昌、张一兵尸体在警方的监护下，运进火葬场。

与此同时，医院方对隋文昌、张一兵家属公布了二人已死亡的消息。警方随即对他们讲清形势：为避免事态的扩大，也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要求他们不要扩大知情面。

然而，宜宾大哥隋文昌被杀、尸体已运往火葬场的消息仍然很快就扩散开，整个宜宾社会面上都知道了。

随着隋文昌尸体的转移，整个事件的焦点也迅速转移到火葬场。

宜宾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隋文昌、黄毛毛两大团伙的骨干，隋文昌的亲属和生前社会友好二百余人，很快出现在火葬场狭小的场地上。数十辆大小汽车停在路旁。

山上已经相当拥挤，仍不断有汽车开上山来，聚集的人员把火葬场外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

警方力量单薄，运送尸体上山时，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样的严峻场面。古长生大队长带领技术干部，跟随运尸车上山，按照陈国富副局长的要求，准备在火葬场对尸体进行尸检，验尸后立即火化。

支队主管技术工作的黄力副支队长接到郑易支队长的通知赶到山上。当时，黄副支队长是山上的最高指挥官，他一方面要求技术人员加紧尸体解剖检验工作，同时还要利用极少的警力，竭力控制住火葬场的局面，一方面立刻打电话向郑易支队长和陈国富副局长汇报情况，请求支援。

眼看外边的人群越聚越多。黄副支队长命令警方人员关闭火葬场大门，不准许任何人进入。

外边聚集人员几次冲击火葬场，企图抢劫尸体。已有20多人翻墙进入，被警方人员制止。警方坚持与对方摆法律条款，讲清道理。经过劝说，进来的人员退了出去。

10分钟后，巡警钟支队长亲自带领几十名防暴队员赶上来——在“3。25”案发现场、二医院及火葬场，巡警在三个关键地点，三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钟支队长的及时赶到，使火葬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警力的加强，双方形成了对峙，警方已基本上控制住场面，外边围观人员的冲动情绪也有所收敛。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陈国富副局长再次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场合，他来到山上，亲自处理这一事件。

上山只有一条路，陈国富副局长的汽车的到来，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了震动。

陈国富与巡警钟支队长、刑警黄力副支队长会合在一起。他指示：第一，尽快完成尸检工作；第二，尸体检验后立即火化，这一点不能动摇；第三，安顿好隋文昌的亲属和围观群众，不允许出任何意外。

陈副局长态度坚决，使山上的同志们有了主心骨。他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但并不主张与外边围观人群搞成对垒关系，而是把他们当作工作的对象。

围观人群中推出代表，他们提出，要与警方谈判。

陈国富亲自接待了他们。

首轮谈判，对方来了五个人，“首席代表”就是隋文昌的朋友、老社会张镇江。

张镇江见到陈副局长就摆出一脸的苦相，说：“文昌死得好惨，你们怎么也得给他留一个全尸，让文昌的亲属，让我们这些文昌多年的朋友，好好地哀悼一下，做个纪念，也让死人能够入土为安……”

陈国富说：“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尸体不能交给你们。尸体必须火化，这方面，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

张镇江提出：“这件事希望陈局长能够再考虑，如果警方能够宽容，我们公司愿意为警方提供10万元赞助费。”

陈国富坚决给予了拒绝。

张镇江等人退了回去，第二次过来，带来隋文昌的亲属。

陈国富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说：“这件事不是普通的正常死亡事件，而是一起刑事案件。刑事案件涉及的有关尸体问题，必须依照法律，按照警方的要求进行处理。”

张镇江在讲不出更多理由的情况下，依然认为钱能解决问题，把“赞助费”提高到15万元。陈国富再次拒绝了他。陈国富说：“我们不能把尸体交给你们，这也是对你们的安全负责，防止再出问题。”

第三次，张镇江等人在底下做了磋商，一上来就说：“如果警方能够把文昌的尸体交给我们，我们保证一切按照警方的要求去做，保证不出任何问题……文昌这么突然就离开了我们，被人打了那么多枪，我们只是想好好地悼念一下他，不会出任何事情。”他还提出，“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我们愿意向公安局交纳30万元保证金。”

陈国富告诉他：“我相信你们会按照警方的要求去做，也非常相信你们的诚意。你们说保证不出问题，我也相信你们不出问题，可我不能保证，别人对你们不出问题。在隋文昌被杀这个案件彻底弄清之前，你们自己也有安全问题。我们公安局，要对你们和死者的亲属负责，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假如我们让你们把尸体运走，把灵堂设起来，谁能保证不会有人过来报复，谁能保证杀手就不会再对别人下手？再开枪，再打死几个人，你说怎么办，你能负起这样的责任吗？所以，这个尸体警方不能交给你们，保证金你们也拿回去。如果你们有意和警方配合，我请你们立即退出火葬场。”

经过三轮谈判，对方看到警方态度坚决，不再要求运回尸体，但仍然要求，在火化前与死者见上一面。

此时已接近午夜12点，古长生他们的尸检工作已经完成，张一兵胸部的一枪造成心肺损伤，枪弹痕迹与现场情形相符；隋文昌身中六枪，分别击中头部、胸部，伤口状况与现场出现的猎枪与柯尔特两种枪弹的情况相符。

尸体火化前，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陈国富批准，允许隋文昌、张一兵的亲属与遗体见面，小范围举行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并请火化工对隋文昌二人的尸体做了简单的化装。这一举动，对缓解对立情绪，控制现场局面，平息事态，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就此机会，陈国富副局长对外边的围观人员，公开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公安机关一定会依法办事，破获此案，抓到凶手。对其他几个黑道团伙人员，他也公开进行了警告，要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有矛盾，有摩擦，要依靠法律来解决，否则，无论谁触犯了刑律，警方都将坚决给予打击。

面对宜宾黑道大哥隋文昌被杀的特殊案件，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公安分局所采取的措施，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各警种的密切配合下，他们从几方面入手，控制住了局面，震慑住那些想闹事的亡命分子，在凶杀现场、二医院现场、以及尸体处理等相关事件上，做得有理有力有节，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3月26日深夜至凌晨，宜宾室翠屏区公安分局大楼内灯火通明。陈国富从火葬场赶回，市局、分局主管刑侦工作的主要领导聚集在会议室，“3。25”专案指挥部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各侦察小组获得的情况逐步汇总上来。

孙玲玲是现场唯一的目击人。她提供了案发的准确时间——3月25日下午5点35分；提供了杀手的确切人数和特征：4人，男性，均蒙面，戴棒球帽，手持枪支。

警方在楼道中提取到案犯在撤离时匆忙丢弃的作头套使用的女式丝袜和李宁牌运动帽。

现场勘查及验尸结果表明，张一兵被猎枪击中胸部死亡，隋文昌所中六枪，其中四枪为“柯尔特”手枪所致，两枪为猎枪霰弹所致。现场发现相应的两种枪弹弹壳。

现场出现过一辆车牌号为川Ｑ13099的红色夏利出租车，为凶手乘坐的车辆。

据孙玲玲提供，隋文昌的这一秘密住所是三天前搬入的，这一地址除了已经死亡的隋文昌、张一兵外，只有她、张镇江、宋亚平和房主四人知道。并提供了事发前这所房间人员来往情况。因下午五点郝四要来看望隋文昌，他可能是知道这一地址的第七人。

宋亚平在二医院看护隋文昌时被警方一网兜住，押到分局接受审查。

宋亚平供述的情况与孙玲玲一致。案发生前，他的确把这个地址告诉过郝四，因隋文昌已允许郝四前去看他。宋亚平对枪手能够准确找到这个秘密地址颇感意外，他推想不出此地址泄露的渠道。

警方核实过商业街修理点，宋亚平在案发前的确在那里等候修理打火机。

说到宜宾几大社会团伙的背景关系和重大矛盾，宋亚平认为，杀害隋文昌，肯定是王辛垣手下人员干的，他们一次不成又杀二次。

持这样看法的不仅宋亚平，社会舆论都是如此。王辛垣团伙的主要成员“3。19”案发之后已在宜宾消失，加重了社会面上对王辛垣团伙的怀疑。袁宝昆派人收集社会面上的反映，反馈的信息均认为这是王辛垣团伙所为。

警方由于有“3。19”案件的工作基础，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已把黄毛毛集团纳入了视野。“3。25”案件发生后，专案指挥部在分析案情时，并未走弯路，直接把怀疑对象指向黄毛毛集团。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3。25”案的作案手法不像王辛垣集团，王辛垣是一个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团伙，聚众殴斗家常便饭，但如此凶残且计划周密地杀人，没有先例。杨光认为，这起案件手法凶悍，更像黄毛毛集团。1999年宜宾发生的一系列案件的作案特征，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两案反映出杀手配备的武器精良，有打霰弹的节筒枪，有连发式猎枪，还出现了美制军用手枪。王辛垣集团的武器，没有这么丰富。而1999年反映出的黄毛毛与林传金火并的一系列案件中，这些武器大都出现过。

第三，王辛垣集团与隋文昌集团的矛盾冲突已趋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王辛垣杀害隋文昌只能引火烧身，招来警方的打击。王辛垣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

第四，“3。19”案件发生后，王辛垣迫于社会压力，已经逃往外地。这次隋文昌被杀，王辛垣得到消息，立刻托中间人找到公安机关，声明隋文昌不是他派人杀的，并透露其淡出江湖的想法。从逻辑上推理，王辛垣有可信之处。

第五，隋文昌、黄毛毛是宜宾势力最大的两个团伙，他们间具备相互火并的基本条件。这一点，警方在 3月23日会议上已做过分析。

基于以上认识，指挥部明确规定了侦察的主攻方向，这就是：以现场提供的线索为依据，以黄毛毛与隋文昌两大团伙的矛盾冲突为背景，深入调查黄毛毛集团与“3。19”、“3。25”两案的关系，寻找杀手及幕后指挥人。

针对宜宾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认为王辛垣是杀害隋文昌凶手的这一情况，指挥部确定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侦察策略，在社会上广泛施放空气，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追捕王辛垣，制造假象，麻痹真正的凶手，为我们的侦察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翠屏区刑警大队四中队，加强社会面上的控制工作的同时，在大范围内进行布置，加强对王辛垣团伙的打击力度。公安上层人员，凡在公开场合，一律宣称“3。25”隋文昌被杀一案，是王辛垣团伙所为，口径一致。袁宝昆率领侦察员，清剿了几处王辛垣的窝点，做出姿态。这都给社会上留下同一个感觉：警方的侦察方向十分清晰，打击对象就是王辛垣。

与此同时，由陈国富、于秀、郑易、程忠实、杨光、任春风组成的指挥部中心组，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组织精干队伍，围绕“3。25”案现场反映的线索，有步骤地深入开展了侦察工作。

出租车之谜

3月26日凌晨，指挥部碰情况时反映出，现场出现过一辆红色夏利车。

警方在现场走访群众80多人，综合起来反映出的过程是这样的：

5点30分，一两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路边，车上下来四个人，他们提着包，走到宿舍楼前。其中一人先走进楼洞，返回后几人一起走进去。门卫曾询问，前面人称：住在楼上。其余人称：与他是一起的。门卫放行。四人上楼后，又有母女二人上楼。此后三四分钟，听到连续枪声。紧接着四人先后跑出，钻进路边的出租车。出租车启动，开走。

整个过程大约有六七分钟。

多名目击群众记下了出租车牌照号，从不同渠道反映给警方。出租车牌照号为“川Ｑ13099”，目击群众的证词完全一致。

目击群众证实，出租车停下时，车上人员（四人）全部下车，车内没留司机。

25日晚，翠屏区刑警大队侦察员已对牌照号为 川Ｑ13099的出租车进行了调查。查出车主姓谷，名叫谷明。

当晚12点，司机谷明被传唤到刑警大队。

担任问讯工作的是翠屏区刑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肖海峰和侦察员温海。

谷明交代说：“3月25日下午，我在街上跑出租，有四个人上了我的车，在街上转了两圈，要去南岸。我拉他们到六中附近，他们下车，给我 100块钱，说他们要去办点事情，要我在路边上等侯。时候不大，他们回来，我拉着他们离开。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出了事情……”

肖海峰不动声色，反复砸实有关细节。

很显然谷明在讲假话，他在细节上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停车地点不对，时间说不清楚，群众反映车上只有四个人，他却交代他拉了四名乘客。群众反映，车上没见司机，他却说，他始终坐在车上。

从谷明编织的谎话中，肖队长得到两个基本判断：一，谷明不是案犯；二，他知道一些内情。因此，他采取正面疏导的办法，从午夜一直谈到26日早上九时。问讯虽然没有突破，但谷明已不能自圆其说了。肖海峰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中断了问讯。果然，到了下午一点，谷明主动提出，他要单独面见肖队长。

肖海峰把谷明带到办公室，谷明交代说：“三月十几号的时候，具体日子记不大清了，我大姐的男朋友汤泉对我说，他有个朋友要用我的车，每天付租金500元，用多长时间，到时候跟我结帐。我同意了，这辆车他们就拿过去用了。到了昨天晚上八点多钟，汤泉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车子放在冠英街，要我自己开回来。我过去找到我的车，把车开回了我家。”

肖海峰问：“你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讲实话？”

谷明支吾，不做回答。换个方式再问，仍不回答。

因出租车涉及到汤泉，这是一条令人兴奋的线索，肖海峰和温海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杨光大队长做了汇报，杨光立刻汇报给指挥部。

汤泉是什么人物，杨光心里清楚，他是黄毛毛集团的军师，是二把手。汤泉有犯罪前科，他原是唐昌明、李兵团伙外围人员，与警方多次打过交道。

出租车牵扯出汤泉，与警方的整体判断相一致，只是线索来得太快了些，基于杨光大队长与黄毛毛团伙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肯定要给你制造麻烦——这方面我们有过多次教训：要么，警方得不到信息；要么，你得到信息时人已经找不见了。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依照指挥部的指示，杨光立刻做出布置，在严密封琐消息的情况下，通过内线寻找汤泉。果然，汤泉已经失踪，在他经常活动的场所里已经找不见他。

然而，

他先打电话给肖海峰，问：“我听说公安局找我，有什么事情？”

肖海峰说：“我们要核实点情况，你到公安局来一下。”

然后，汤泉又给杨光大队长打电话，说：“那辆出租车的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车子跟我没有关系。”

杨光说：“有没有关系，你到公安局来讲清楚。”

本来警方是在试探，汤泉也在试探。警方不了解汤泉躲在哪里，汤泉似乎在摸警方的态度。

杨光立刻把这一信息汇报到专案指挥部。鉴于我们采用“明修栈道”的侦察策略，指挥部认为，汤泉有可能与警方接触，我们应做好“接待”的准备。

然而，汤泉表现出的“主动性”还是超乎警方的预料。

下午一点，汤泉大摇大摆地走进分局刑警大队的办公楼，竟然主动来“自首”了。

杨光决定，先由肖海峰中队长和他单独交锋。

汤泉个头不高，方脸盘，大眼睛，长得较胖，大腹便便的样子。说话语调平稳，总能显出几分真诚。他对肖海峰说：“3月12日，有个叫何二娃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做生意，找我借车子用。我有辆白色兰鸟车，没答应借给他。我说，我的女朋友家有辆夏利出租车，二娃你要用可以拿过去。后来两下里讲好，每天租金500元，用过之后再结帐。何二娃就把车子开走了。到了8月25日晚上，何琦打电话给我，说车子用完了，放在了冠英街。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小舅子谷明，让他把车开了回去。”

表面上看，汤泉所说，与谷明后来所讲的情况，大致相符。

肖海峰问：“就这些吗？”

汤泉说，“就这些。我听谷明的母亲说，你们把谷明叫过来，一晚上都没让他回去。他母亲抱怨我，一再追问，把车子借给了什么人，要我过来把事情讲清楚。正好我听说你们要找我，我就过来把事情解释一下。”

说完，汤泉站了起来，对肖海峰说：“我下午还有个事情要办，约好了见银行经理，谈贷款的事情……肖队长您没别的事情，我就回去了。”

肖海峰说：“你不是还想见见杨光队长吗，他要你等他一下。”

他立刻把问讯情况向杨光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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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四）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寻找何琦

该杨光大队长出面了。杨光早已想到，汤泉敢来，肯定把背后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不过——他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让他走掉。放回去，再想找他就难了。一有风吹草动，他肯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在杨光的大队长办公室见了面。

杨光给他倒了杯水，说：“坐。”然后问：“我们为啥子找你，你晓得吗？”

汤泉说：“我晓得的，为了车子的事情。”

杨光望他一眼，提高些嗓音问：“只是车子的事情吗？”

汤泉停了一下，说：“文昌被杀了，那个车是我舅子的。这事情就有点绞乱了头。所以我要过来说清楚。那个车子，不是我舅子开的，也不是我用的，是一个叫何二娃的人，借过去的。这个情况，我跟肖队长都讲清楚了，你们可以调查。何二娃把车借走七八天，讲好的租金都没收起，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杨光问：“何二娃是哪一个？”

汤泉说：“在茶馆里边认识的，常见面，名字不晓得。”

杨光拿出一堆照片，叫汤泉辨认——照片便是二医院大清查的成果。杨光说：“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你说的那个何二娃？”

汤泉看了一阵，把何琦的照片挑出来，说：“就是这个人。”

他这么痛快就把何琦指认出来，杨光心里就有些冒凉气——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何琦恐怕是找不到了。要么，他已经外逃，要么，他已经被他们灭了口。不然，汤泉不会这样有持无恐。

汤泉说：“我该讲的都讲了，我要回去了。”

杨光说：“这不可以。你也知道，这个夏利出租车，与隋文昌被杀的案子有关。事情没弄清楚前，我不能放你走。”

汤泉问大眼睛一翻一翻的：“为啥子哟？我可是主动过来，向你们说明情况的。”

杨光说：“你讲是讲了，可我们总要核实一下，你讲的是不是真话嘛。”

汤泉叫板说：“我这个人，你了解，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杨光说：“我这个人，你也了解，从你上学时偷子弹那次算起，我们打了有十几年交道了吧？你想一想，在我没弄清楚你说的是不是真话之前，我会不会放你回去？”

汤泉无话可说，他实际上早做好了准备。

肖海峰开办手续，送汤泉去看守所。汤泉的传呼机、手机均没带在身上，只带了不多的现金，那是在看守所用得着的——他有备而来，已经做好回不去的充分打算。

3月25日夜里，公安局对二医院现场围观人员进行大清查时，何琦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是50名被审查人员之一。负责问讯他的是任春风副大队长。

任春风在询问了有关情况，拍下他的正侧面照片之后，要求他24小时开机，随时听候警方的传唤。

出租车——谷明——汤泉——何琦，这条线索的步步推进，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宜宾警方在打击涉黑团伙的斗争中总结出的一条成功经验。重要线索只有指挥部中心组和具体办案人员清楚，在工作上实行垂直领导，为此，他们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在“3。25”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保密纪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各级领导和侦察员誉为侦察工作的生命线。这在后面的工作中表现得很为鲜明。

会议室里的气氛是紧张的。

任春风在拨何琦的电话号码——他已经拨了几遍，正像指挥部担心的那样，何琦的手机打不通——他关机了。

一般情况下，在警方、特别是刑警队副大队长要求开机的情况下，何琦这一级别的人物，是不敢公然违拗公安局的指示的，他不会找这个麻烦。

情况仍是那两种：要么，何琦已经逃匿；要么，何琦已被杀害。

何琦是解开出租车之谜的钥匙，也是推进全案侦破的一个关键环节。汤泉能来投案，把何琦的线索明明白白送到警察面前，你再想痛快地找到何琦，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指挥部所有人心里都憋着把火，一个共同的感觉是——汤泉在跟警方玩游戏。可明明知道他开的是一张空药方，警方却不得不按他的方子去抓药。

翠屏区刑警大队把工作布置了下去，各中队把网撒了下去：各种线索的网络都张开着，全力寻找何琦。

下午三点，一个消息传到指挥部，南岸派出所接到报案，南岸城乡结合部有一个叫凤凰溪的地方，发现一颗砍下的人头，男性。

指挥部人员吃惊不小，程忠实、杨光、任春风立刻驱车赶往凤凰溪现场。

南岸派出所所长已在现场等候他们。

发现人头的地方是一个准备填起来的泥塘，人头被塑料袋包裹着，是被人无意中发现的。

见到人头，大家才松了口气，因该人头已经腐败，辩不清面孔，从死亡时间上看，不会是何琦。这是另一起杀人碎尸案。

该案当天就被破获，刑警大队在南岸派出所的配合下，很快查清，杀人者是一对夫妇，作案后潜逃。公安人员从他家屋顶上的花草间，找到了肢解的尸体。

到了晚上，几条线上的信息都反馈回来，情况基本相同——3月26日中午，有人看见何琦在西街宜宾大酒店里玩牌，下午以后，没人再见过他。

3月29日，何琦没有任何消息。

3月30日，何琦仍没消息。

这一天，肖海峰、温海奉命到看守所提审汤泉。

汤泉泰然自若，在看守所里吃得香，睡得着，与肖海峰谈话时，表现得十分轻松。

肖海峰问：“你平时跟何琦的关系怎样？”

汤泉说：“平时接触不多，关系并不太好。”

肖海峰问：“关系不好为什么还要借车给他。”

汤泉说：“有钱赚啊？这事为我舅子，价钱合适谁也会干。”

肖海峰似在有意无意之间问：“社会上的人反映，杀隋文昌是你干的，有这回事吗？”

汤泉大眼睛眨了眨说：“那件事跟我没关系，我绝对没干。”

肖海峰严肃地说：“你在这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汤泉拍拍胸脯说：“我绝对负责任。”

这次提讯，没有可切入的话题，杨光的意思也是让肖海峰泛泛地谈一下，用隋文昌的事刺激刺激他，看他有什么反应。

给肖海峰的感觉：第一，他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对这几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第二，他在看守所里呆得自在，精神上很放松，并没有后顾之忧。

肖海峰向指挥部汇报提审情况，说：“汤泉在看守所里太舒服了，给人的感觉像住娘家一样。我建议给他换一下看押地点，一方面，可以割断他与社会上的联系，第二，也煞煞他的嚣张气焰。”

杨光也正在琢磨这事，马上说：“好啊，我们把他送到屏山去，给他加加压，不然他是不愿意好好考虑问题的。”

指挥部决定，把汤泉转移到宜宾市最边远、条件最艰苦的屏山县监狱。宜宾刑警支队立刻与屏山县取得联系，白天还得意洋洋的汤泉，晚上就受到了“惩罚”，连夜被押解出宜宾城。

传讯宋亚平，收缴六四枪

指挥部在沿着出租车线索步步深入的同时，并未忘记加强对隋文昌团伙几其他团伙人员的社会控制工作。

“3。25”现场群众反映，在警方赶到之前，人们向救护车上抬隋文昌时，有一把六四式手枪掉在了地上。

现场勘查报告称，警方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时，在隋文昌的床头，发现两枚六四式手枪子弹。这也证明隋文昌持有枪支。但这只六四枪并没收缴上来。

陈国富副局长对这支军用手枪十分重视，多次指示，必须把枪找到，避免发生新的暴力冲突。

杨光大队长责成袁宝昆中队长负责此事。袁宝昆通过关系，寻找隋文昌团伙的二号人物宋亚平。告诉他：警方已掌握隋文昌有一支六四式手枪，警方有确凿证据证实，这条枪曾在隋文昌被杀现场出现过。警方希望宋亚平能够合作，协助警方尽快找到这支六四枪。

第二天，袁宝昆传出的信息收到回音，宋亚平通过中间人捎过话来，他愿意说明这个情况。

袁宝昆向中间人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不久，他接到宋亚平的电话。

宋亚平说：“袁队长，我接到你的通知，在下边做了些了解，的确有这么回事，隋文昌有一只自卫手枪。我已经按照公安局的要求，把枪追了回来。袁队长你看，我是以什么方式，把这只手枪交给你们为好？”

袁宝昆：“你到公安局来一下嘛。”

宋亚平说：“这不行。现在，文昌的事还没个眉目，我不能到公安局去。别人问起，也说不清楚。”

袁宝昆说：“你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宋亚平说：“袁队长，我这样讲你应该明白，现在形势紧张，我去公安局，对我有危险。”

袁宝昆不再强调，问他：“你不来公安局，枪支怎么交？”

宋亚平说：“我信任袁队长，我只希望和你一个人打交道。”

袁宝昆说：“你说怎么办吧？”

宋亚平说：“下午，我在金沙江码头等你，你一个人来，我们是君子协定，你要保证，不找我的麻烦。”

袁宝昆同意了他的要求。

放下电话，袁宝昆把情况报告给杨光大队长。杨光大队长慎重考虑过，认为隋文昌事件发生后，社会上的人小心谨慎，不愿把事情闹大，可以理解。为了防止万一，他要袁宝昆带两名侦察员，暗中做接应。

下午四点，袁宝昆依照宋亚平的约定，只身出现在金沙江码头。

一同前来的侦察员陈虎、余海风在附近隐蔽下来。

时间滴答过去，宋亚平并没有出现。

袁宝昆一边看表，一边注意观察周围。周围并无异常。他已向陈虎他们交代好，没有他的信号他们不要出现。以免给宋亚平留下口实。

过了将近半小时，袁宝昆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准备离开。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来电话的正是宋亚平，他在电话里说：“对不起啊袁队长，我早就到了，我并没违约……不过我要弄清楚，袁队长是不是也遵守了我俩的协定，现在我相信了，请袁队长向左边走，我在巷子口上等您。”

袁宝昆向左边看了看，宋亚平果然在巷子口上站着。

原来，宋亚平担心被抓，在预定时间并没有出现，而是躲在一边暗中观察，他确信袁宝昆没带刑警队员，才给袁宝昆打了这个电话。

缴枪的过程十分顺利，谁也没多说什么。

采用这种秘密接头的方式收缴武器，并不常见，但在几大团伙火并的特殊的背景下，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数天之后，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谁是犹大

在“3。25”专案指挥部的领导下，宜宾刑警在全力寻找何琦的同时，加强了对孙玲玲的审讯力度。

为了严格保密，同时也为了确保孙玲玲的人身安全，审讯工作在军区招待所秘密进行。

据孙玲玲介绍，隋文昌在第一次遭枪击后，精神上十分紧张，一扫平日的骄横和霸气。在二医院做完手术，立刻躲进南岸凤凰小区。在这期间，社会上看望隋文昌的人很多，一般通过二弟宋亚平安排。警方约见隋文昌之后，他感到凤凰小区不安全，通过张镇江的朋友蒋三哥，于3月22日转移到现地址。隋文昌此次转移极为秘密。他已经预感到，杀手对他不会罢休，这个意思他多次向孙玲玲谈起过。

搬到城监所宿舍大楼之后，他与孙玲玲、张一兵均不出门，吃饭由外边送到门口，送饭人也不准进屋。

知道他这个住址的只有七人，他们是：隋文昌本人，孙玲玲，保镖张一兵，二弟宋亚平，以及张镇江和蒋三哥，郝四也应该知道这个地址。

杀手能在三天之内，准确摸到隋文昌的秘密住所，从容地做好准备，把隋文昌枪杀在卧室中，没有内线人员做接应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判断，在3月26日凌晨，指挥部中心组的案情分析会上已经提出来，以后随着案情的深入，不断得到印证。

指挥部中心组认为，从条件上分析，除了隋文昌本人，其余六人均不能排除充当内奸的可能性。

其中，蒋三哥和张镇江的可能性最小。他们与隋文昌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与隋文昌是朋友关系，本身不是隋文昌团伙成员，“3。25”案件发生后，没有异常表现，基本上可以排除。

张一兵虽被杀害，他仍然是第一位嫌疑对象。首先，保镖由于其地位所决定，是最容易买通的人员。许多著名的暗杀事件，比如印度前总理班德拉·奈克夫人便是被自己的两名保镖杀害的。其次，据警方目前掌握，张一兵跟随隋文昌的时间不长，背景不清，这是隋文昌用人的特点所致。第三，张一兵有与外界联络的条件，他的手机和孙玲玲的手机被隋文昌指定为对外联系的两部通讯工具。至于他的死，也比较容易得到解释——如果他是唯一的知情者，杀手在实施暗杀方案时，为灭口先把他除掉，这在逻辑上完全能够解释得通。

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张一兵极其周边关系的侦察工作。

孙玲玲是隋文昌的小姘，但她与隋文昌仅同居半年。应该说，她是杀手可以利用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什么室内三人仅她一个保全了性命？这就很费解释。她同样有着对外联络的便利。倘若她被收买，她只需做两件事，第一，提供隋文昌现在的藏身地点；第二，说明室内有几个人。别的，都不用她再去操心，对方就能把一切安排妥当。

宋亚平，虽然他是隋文昌的二弟，深得隋文昌的信任，隋文昌的治疗、安全都由他一手安排，但同时，他也最有条件把这一切出卖给杀手，讨一个好价钱的人。宋亚平天天都要过来看望隋文昌，同时他又天天都在外边活动。倘若他被收买，对隋文昌最为危险。他完全有条件行走于隋文昌与杀手之间，这边把隋文昌安排得天衣无缝，那边再安排杀手在无缝的天衣里边把隋文昌除掉。

郝四，他在几人中最晚一个得到隋文昌的住址。这两天他受隋文昌派遣外出办事。但是，杀手正是打着郝四的旗号，才畅通无阻地进入房间，从容地杀害隋文昌和其保镖张一兵的，这一点无法解释。

当然，反过来推理，他们又谁都不可能是告密者。

张一兵对隋文昌忠心耿耿，孙玲玲深受隋文昌垂爱，宋亚平是隋文昌的贴心知己，重大事情隋文昌都要听他的意见，郝四是他的信徒——隋文昌与他们无仇无怨，隋文昌之死，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好处，他们又为什么要勾结杀手，暗害隋文昌呢？

然而，社会之复杂，人心之叵测，或许在隋文昌这样“黑吃黑”的团伙里都不好推测。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是无法用“常规常理”来诠释的。

从隋文昌被杀的现场情况分析，六人中，必定有一个人是内奸。

——寻找出这个内奸，是警方破解此案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那么，谁是犹大？

3月27日，凌晨两点钟，泸州市纳溪区公安局值班人员接到 110报警，在卢州天然气化工集团四○四厂附近发现一具男尸。指挥中心指令，刑警大队立即出现场。

当晚值班的刑警大队副教导员席敬芝是位女刑警，接报后她立刻带领侦察员赶到现场。

出事地点在四○四厂大门外一公里的地方，在 321国道与四○四厂岔道的连接处。现场伏卧着一具男尸，头部有血迹。当时天很黑，在照明条件下初步勘查，确定死者为他杀。

席敬芝立刻向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袁建宏、分局局长谢建峰汇报，二位分局长连夜来到现场。

谢建峰、袁建宏组织纳溪分局刑警大队和三个派出所的警力，全力开展现场勘查和现场访问工作。对报案人、周边群众及附近的出租车队进行了访问。

最早发现尸体的是四○四厂职工，他们下夜班路过该地段时，发现路边斜卧着一个男子，原以为是醉酒汉，发现血迹后，立即报案。

案发现场附近有条深沟，距尸体不足50米，跨过 321国道就是永宁河河道。凶手将被害人杀害后应该有条件隐藏尸体，但凶手并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凶手对该地的地理环境并不熟悉，且凶杀过程十分仓促。

现场勘查中发现三枚军用手枪子弹弹壳，法医鉴定，死者头部、颈部的伤痕，为军用手枪子弹由后面射入而致。

纳溪区在泸州市中心的江阳区之南，约20公里。座落在纳溪区的泸天化集团是泸州三大上市公司之一，有职工一万余人。纳溪区从未发生过枪击案件，使用军用手枪杀人，这在泸州市境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案件性质确定后，引起了纳溪区公安分局、泸州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市局马上派人赶到现场，杨局长亲自到现场坐镇指挥。

纳溪区当天夜里就组成了专案指挥部，调整警力，组成若干小组，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搜索，组织群众辨认尸体，确定尸源。

现场调查组走访周边群众。321 国道沿永宁河畔有一溜建筑，通过深入调查，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午夜12点10分左右，群众听到了三声枪响。

现场调查组通过工作获悉，当天午夜12点左右，有出租车在现场附近掉头。他们立刻组织警力到出租车队，详细调查出租车夜间出驶情况，对纳溪区所有出租车车主及驾驶员均进行了访问。

分局领导走访泸天化领导，获得支持。他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条件具备的职工，进行了尸体辨认。

现场反映出被害人的情况是：男，身高一米六八，后脑壳上中了三枪，进口三个，出口两个，因脑损伤死亡。死者穿着的衣物比较讲究，名牌西服，佩带“都彭”牌打火机，“都彭”皮带，皮带上有个摩托罗拉Ｖ998手机套子。

死者身上钱财没有丢失，脖颈上一条160g金项链也没有丢失，唯有手机失踪。分析不属谋财害命。从衣着打扮上看，属于社会闲散人员，死亡原因较为复杂。泸州警方认为，死者可能与泸州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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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五）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泸州发现无名尸

根据获取的初步情况，市局召开了局长、分局长、刑警大队大队长会议，结合泸州的治安形势，部署了两项工作：其一，在泸州全市范围内，结合“3。27”案，开展“打黑”工作，并进行了详细部署。其二，专题研究了“3。27”案件的侦察工作，主要是：

一、确定尸源。这项工作以纳溪区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铺开。市局冲洗了大量尸体照片，对照人口管理信息中心的存档照片进行查找，此项工作以各派出所所长为第一责任人。

二、通过特情内线寻找尸源，同时向周围地区发布寻尸启示。

三、查出租车。以纳溪区为重点，对全市所有的出租车进行检查，做到车车见面，人人见面。

四、进一步开展现场勘查，进行鉴定，同时开展现场搜索，看能否发现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其他痕迹证据。

五、利用警犬进行追踪，看能否发现犯罪分子的行踪。

因与泸州比邻的宜宾市发生了重大枪案——泸州、宜宾两市相距仅 130公里，两市警方保持着交流信息的传统。泸州市局将现场枪弹送省厅进行鉴定，希望并案，但鉴定结果表明，泸州枪案与宜宾枪案使用的不是同一支手枪。

组织对尸体及尸体照片进行辨认的工作量很大。一定比例的群众称：此人看着熟悉，但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泸州一个开发廊的业主称：“在发廊见过这个人，但不了解这人的详细情况。”

纳溪一位老太太看过照片后，认定死者是她的儿子。老太太说得十分贴切，并大动感情。袁建宏请她过来看过尸体——因这条线索是交警提供的，交警陪同老人一起前来。老人说，他儿子身上有胎记。检验过尸体相关部位，未发现胎记。这条线索被否定。

这期间，宜宾刑警支队郑易支队长与泸州刑警支队王定全支队长通过电话，郑易由由省厅刑侦局获得泸州发生枪案的消息，询问案件情况。因泸州方面倾向于尸源为泸州本地人，又因子弹没有对上，当时认为，此案与宜宾案件没有联系。

3月28日，通过对出租车的排查，警方发现，在案发时间内，有两辆出租车驶入过案发区域。其中一辆停车地点距离现场两公里左右；另一辆，在距现场一公里的地方停车调头。

泸州江阳区与纳溪区之间的公路收费站反映：27日晚11点左右，有一辆出租车自江阳区开往纳溪区。路过收费站时，收费站值班人员提醒说，那边正在修路，不能走。司机在收费站前调头，从另一条岔路开过去。值班人员印象车内坐着三四个人，其中一人，看着眼熟，可能是开过赌场的陆桐。

这条线索警方非常重视。

袁建宏立即派人深入摸查，通过内线人员，了解陆桐情况。

3月29日，警方把陆桐找到，在安富街派出所见面。纳溪区刑警大队长刑志奇直接跟他谈话，先后做了30多小时的工作。但陆桐迫于压力，没讲实情，只说晚上到泸州做事回来，没发生其他事情。

同一天，出租车排查工作又有新突破，警方把当事的出租车司机找到，他反映，27日晚上11点，他从泸州市江阳区拉了三个人，的确在收费站前调过头。他拉他们到纳溪区的一个小院附近，三人下车，说去借摩托车。后来，另有客人上车，他离开。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反映，28日凌晨一点多钟，在纳溪通往泸州的公路上，有两人拦车回泸州。上车之后，二人问：“去宜宾多少钱？”司机说：“我的车没办治安证，不能去宜宾。”他把这两位客人推荐给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要 400元，二人嫌车价贵，在泸州街心花园下车，去向不明。

袁建宏安排对纳溪区宾馆旅店进行排查，未发现线索。

29日晚上，梁晓军副局长在纳溪区公安分局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会议的主要精神仍然是寻找尸源。他提出，寻找的方向，在立足本地寻找的同时，一步步向外围扩散。重点地区，第一层次是内江、资阳、宜宾、自贡；第二层次包括重庆、成都和贵州的赤水一带；第三层次，考虑沿海城市，包括广东、浙江等地的可能性。

会上决定由孙仲文副支队长带领第一队，负责自贡、宜宾、内江、资阳一线的工作；牛勇副支队长带领第二队，负责重庆方面的工作；叶浩副支队长带领第三队，负责成都方面的工作……考虑到死者很可能是涉黑人员，市局强调了依靠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加强排查力度。同时，利用当地的报纸、电台刊登寻人启示，寻找案件相关线索。

30日凌晨，袁建宏接到一个鼓舞人心的电话，他的一位内线朋友称，他有枪案的重大线索，他找到了目击证人。

这种突破性的线索既令人振奋，又使人怀疑。袁建宏问得很细，并邀请对方马上过来，到他的办公室祥谈。

天亮时分，这位朋友开车过来，袁建宏带两名侦察员接待了他。

对方说：“我的一个朋友，目睹了枪杀案件的全过程。我给他讲好，他可以把知道的情况提供给警方。不过，这个目击人的婆娘正在闹病，他希望能够为他保密。他还希望，对他的处理上能够从轻。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我给他做了工作，对他讲，这样的事情，不跟公安局讲清楚，不得了。他反复想过，才决定这样做的……”

袁建宏表了态，说：“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案子跟他没有干系，我们可以考虑他的要求。”

当天上午袁建宏副局长把这个重要客人请过来——他就是陆桐。

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陆桐把他看到的情况如实向警方做了交代。他说：“凶手之一是我的狱友，名叫纪晓华；另一个叫作‘四娃’，姓什么我不知道。死者我不认识，在泸州第一次见面……”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3月27日下午，陆桐正在一家茶馆里打牌，他接到狱友纪晓华的电话。纪晓华说：“我要到泸州来，你到车站接接我。”陆桐过去，纪晓华一行三人，坐“伊维可”班车过来。陆桐和他们在泸州长江大桥桥头上见了面，然后带他们到附近的物业宾馆，纪晓华用一个军人士兵证登记，开了房间。

纪晓华告诉陆桐：“我带两个弟兄过来，是要收收赌帐。”

晚上九点，四人在外边吃饭——泸州警方下的力量非常大，根据死者的胃容物，沿公路把临街的小餐馆都查遍了，其中就包括他们吃饭的这家小馆。用饭之后，纪晓华和那个穿西装的娃回宾馆，陆桐带四娃到王氏商城保龄球馆打了阵保龄球，11点返回，与他们汇合。

纪晓华把陆桐叫到一边，说：“我们要去纳溪区办件事，什么事你不要管。那地方我不熟，你给我帮忙带带路。”

四人出来，从物业广场打出租车到纳溪汽车站。三人下车等候，陆桐按照纪晓华的吩咐，独自坐出租车又走一程，到一个朋友家借摩托车。他的朋友已经睡下，不大高兴地把钥匙拿给了他。

陆桐骑一辆二轮摩托车返回来。

纪晓华招呼，四人挤在同一辆摩托车上。陆桐当摩托手，后边他们三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往回开。”当时大约12点刚过，天很黑。开出有两公里，来到一个三叉路口，纪晓华说：“就在这儿停下。”

陆桐停了车，他们三人下去，沿着小公路，朝工厂的方向走。走了不到50米，陆桐就听见了枪声。第一声枪响后，一个娃子叫：“你们要干啥子？”静了一下，又响了两枪。然后，黑暗中走过来两个人，是纪晓华和那个叫四娃的。纪晓华说：“走吧。”陆桐把摩托车调过头。朝回开时，车上就只有三个人了。

仍是陆桐开车，纪晓华坐在前边，那个四娃坐后边。纪晓华问：“整住没有？”四娃说：“三枪都打在脑壳上。”

摩托车走到电力公司附近，纪晓华叫陆桐停车，对他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对谁都不要讲。”然后把手机拿给他，又说：“你回去的路上，帮我把它处理掉，最好扔到河里。”

他们两个打出租车回泸州，陆桐回家。摩托车开到安富桥时，他把手机扔到桥下。

袁副局长问：“你停下摩托车，到他们走过去开枪、返回，一共多少时间？”

陆桐说：“很快，他们就把案子做了，然后上车就叫我走。”

袁副局长问：“你当时怎么想？”

陆桐说：“他们杀人之后，我很害怕。这两天纳溪的人都在讲这件事。我看你们查得这么紧，怕被你们查出来，我的压力很大。后来，就把这件事对我的朋友讲了。我朋友劝我，说，这样的事，不跟公安局讲，要出大事情。我想了一夜，觉得他说得对，所以我找到他，让他替我跟你们联系……”

3月30日早晨六点，梁局长刚刚睡着觉，就被电话铃声叫醒——他这几天几乎彻夜未眠，因为，在 3月27日同一天，泸州还发生了另一起汽车爆炸案，也惊动了省厅。他在爆炸案专案组研究案情到凌晨，刚刚休息，袁建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无论如何案子有突破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袁建宏把军枪杀人案取得进展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梁局长立刻打通省厅侦察局孙建民局长的电话，随后又直接向省公安厅主管刑侦工作的吴副厅长做了汇报。省厅对这起案件很关注，要求他们把此案当作全省的精品案件来办，并传达了公安部部署打黑专项斗争的精神，要求泸州以此案为先导，摸索出经验式的成果来。

这对泸州警方，对纳溪警方，都是个极大的鼓舞。

泸州市公安局杨局长亲自来到纳溪区公安分局，早晨八点，便在纳溪区公安分局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此时，袁建宏已妥善安排好举报人，考虑到他的安全，把他秘密转移到泸天化一个内部招待所，委派得力刑警，继续深挖有关细节。

杨局长来到后，先宣布了案子的保密纪律，严格规定，有关案情除办案人员外，对任何人都不准透漏——这是涉黑案件侦察工作的首要条件，没有保密纪律，案件的侦察工作将无法开展。会上，大家再次分析举报人提供的材料，认为其“真实，可靠”。杨局长决定，第一，以纪晓华为重点，立即全面开展调查及追捕工作；第二，立即着手调查所谓“四娃”的真实姓名。

因纪晓华是宜宾人，四娃和被害人也是与纪晓华一起从宜宾方向过来的，泸州警方当即与宜宾方面取得联系。因考虑到军用枪支案件在泸州市是首例，又怀疑案件与泸州黑社会方面有复杂的背景关系，出于保密需要，没有通报详细案情。

同时，泸州警方发现纪晓华与成都方面联系密切，有迹象表明，纪晓华在泸州作案之后，很可能已经逃往成都。

当天下午，杨局长把孙仲文副支队长从自贡调回，并从市局和各分局抽调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精干力量，到纳溪区公安分局集中。杨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临战动员会。

会上杨局长提出：第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纪晓华有可能逃往成都；第二，纪晓华的老家在宜宾，这次持枪杀人案与宜宾方面有直接联系。根据这两个情况，确定成立两个工作组，一路到成都，一路到宜宾。成都组由孙仲文副支队长和叶浩副支队长带队，任务一是向省厅汇报案子进展情况；二是与成都市局联系，请求支援配合，将纪晓华抓捕归案。第二组，由于案子牵扯到宜宾方面，工作背景十分复杂，牵扯到各种关系，工作量大，因此杨局长把市局常务副局长杜保平调到纳溪。杜保平来纳溪之前只知道过来开一个重要会议，并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内容，足见他们的保密工作多么到位。杨局长委托杜副局长和纳溪分局袁副局长带领第二组，到宜宾市开展工作。当时泸州、宜宾两家的案子都处于高度保密阶段，泸州方面不知道宜宾方面的情况，为此，他们做好了各种准备。

泸州警方通过工作，已掌握到“四娃”的一些情况。根据调查，警方了解到死者有可能叫郭兵，其他情况均不了解。

当时，纳溪的动员会开得场面生动，一是所有抽调上来的人员彼此了解，都是各部门的骨干；二是市局不惜力量，要谁调谁毫不含糊，足见局领导的决心和对此案的重视；三是把局里的会议挪纳溪区公安局四楼会议室来开，反复强调纪律，更增添了严峻、神秘的特殊氛围——出发前，杨局长再次强调，一要保密，二要英勇顽强，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嘱咐大家把武器带好，要交代的事情，先交代下。这样说的时候，杨局长带了感情。孙仲文副支队长喊了句：“怕死的请举手。”谐谑了一下，才把这紧张的气氛冲淡了些。

会后马上出发。

兵分两路就是兵分两路。宜宾一路20多人，带了四部车。杜副局长和袁建宏坐同一辆车，路上袁建宏向杜副局长详细汇报了案情。车队走北线高速公路，经过自贡市时，杜副局长给宜宾的陈国富副局长打通电话。他们两人很熟，泸州和宜宾两地公安局的关系也很好。但由于情况不明，遵循保密原则，泸州方面仍没介绍案情，假借泸州汽车爆炸案取得进展，线索牵扯到宜宾为由，带队到宜宾开展工作。此后，杜副局长又与宜宾市局技侦支队及翠屏区公安局取得了联系。

由于出来较晚，人员又多，来到宜宾后，担心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打草惊蛇，杜局长慎重选择住宿地点，半个小时后才在一家招待所安顿下人马。

当晚，泸州杜副局长带领袁建宏等几位领导，到翠屏区分局拜见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任春风副大队长等人，当时陈国富局长没在宜宾——两家见面，不免说些客套话，开几句玩笑。随后袁建宏简单介绍了案情，说明死者应是郭兵。

任春风马上说：“这人肯定不是郭兵。”

袁建宏说：“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应该有问题。”

杨光说：“你们不了解，郭兵因故意伤害案，半个月前刚刚被我们抓起来。现在他关在宜宾看守所……除非，还有一个郭兵。”

泸州人员都感到惊讶。

杨光问：“你们有没有死者的照片？”

情况一碰就出来了。

袁建宏拿出死者照片，递给杨光、任春风等人。他们立刻就辨认出来——照片上的人，正是宜宾警方到处寻找，查无下落的何琦何二娃。

捕获周玉祥

果不出宜宾警方所料，在汤团大摇大摆来公安局“说明情况”之前，何琦已经被杀。

时间线索是清晰的。3月26日中午，谷明突然找肖海峰单独谈话。这时何琦还欢蹦乱跳地在宜宾大酒店中与人打牌——许多人见过他。谷明供出实情，牵涉到其姐的男朋友汤泉。此后不久，何琦从宜宾大酒店消失。下午三点，他蹬上引他走向死亡的长途车，并于当天午夜遇害。27日上午11时，何琦死后十一个小时后，汤泉打来电话，自装糊涂地询问警方找他什么事。下午一点，汤泉前来“自首”，时间安排上，当说相当从容。

汤泉没有想到，泸州警方的工作效率会如此之高，他更没想到，三天之后，泸州警方已携带着何琦被杀的全部资料，“杀”到宜宾。

泸州警方卓有成效的侦察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纪晓华、“四娃”两名作案嫌疑人，并确定了死者身份，不仅是“3。27”案的重大突破，对宜宾整个案件的突破，也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是全案推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川省公安厅，对宜宾“涉黑团伙火并案”及泸州“军用手枪杀人案”均十分重视。

泸州“3。27”案件发生后，省厅便调弹与宜宾枪弹进行比对，因两案使用枪支种类不同，不具备并案条件。但省厅始终密切注视两地侦察工作的进展情况，考察两案的内在联系。

泸州、宜宾、成都三地均反映出，纪晓华在成都活动。抓捕纪晓华的任务，由孙仲文支队长率领的成都组负责。宜宾组主要任务是核查“3。27”凶杀案的背景情况，查清“四娃”身份，及时予以逮捕。

宜宾警方与泸州警方密切合作，对“四娃”的有关线索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调查，查清“四娃”姓周，习惯的称呼为周四娃。经过调阅微机资料、查身份证口卡、核对照片等过细工作，认定宜宾市真武路居民周玉祥有重大犯罪嫌疑。

3月31日下午，翠屏刑警大队欧阳雪松副大队长率领二中队长李玉文、四中队长魏化兴及两队的侦察员，来到真武山山麓，把周玉祥的住所团团围住。

因周玉祥为持军用手枪杀人的杀手，警方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两个中队严密控制住周家的前门、后门。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薛松副大队长一声令下，侦察员三人一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周家。

周家外屋，有一桌人在打麻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周玉祥独自一人，在里间屋里睡觉。他还未醒来，便被我侦察员按在了床上。

周玉祥，1975年8月生人，是纪晓华的小弟。周玉祥本人是无业青年，当过兵，在峨眉山部队的一个车库做后勤，复员后在南岸拉丝厂上班，企业濒临倒闭，每月仅发100多元工资。他家很穷，父母都是搬运公司工人，家中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住四口人。在这种情况下周玉祥辞掉工作，到北京打工。1999年10月返回宜宾。周玉祥的三哥有犯罪前科，在宜宾监狱服刑时，与纪晓华是狱友。周玉祥自北京回来后，11月经他三哥介绍，到呼六君的黄桷山赌场打杂，在那里，周玉祥认识了纪晓华。因纪晓华与他三哥是狱友，故收他做了小弟。纪晓华说：“以后你跟我做事，不要多问为什么，只要踏实干，少不了你的好处。”从那时开始，他帮赌场看场子，望风，一个月收入几百元；跟着纪晓华收水钱，打架，纪晓华每月再丢给他几百元。钱不够用，可以随时再要。

周玉祥只见过一次毛哥，那是他在黄桷山看场子的时候，纪晓华告诉他：“那是咱们的老大，毛哥，你过去见一下，不要乱讲话。”他带周玉祥上前拜见了毛哥，周玉祥为老大斟水，毛哥一下就赏给他一沓子百元钞票。

同是纪晓华的小弟的还有宁仃。何琦是于志军的小弟，但平时经常跟纪晓华在一起。

1999年11月底，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黄桷山赌场端掉——那一次的情形就像打仗一样。赌场望风的眼线，放了四层，最外围的直放到公路上。警方距赌场还有数百米便被发现。警察在向里边冲，里边的赌徒有一百多人，呼啦啦向外边冲。幸亏警方出动的人员多，从几个方向扑过去，抓获了部分赌徒——纪晓华就在那次被拘留。

这期间周玉祥又和雷向军（雷猛）、小板栗等人混在一起。半个月后，纪晓华获释出来，周玉祥等人到南岸看守所门口去接他，为他摆酒接风。由此周玉祥深得纪晓华的信任。平日里，纪晓华喝酒、唱歌、泡舞厅，常常要喊上周玉祥。在赌场里遇到，纪晓华也总要甩给他些零钱花。有时，他也帮助纪晓华收一收千元左右的小帐。

周玉祥家境贫寒，跟纪晓华作小弟之后，他的生活简直是一步登天。吃饭店，住宾馆，泡小姐，穿名牌，进出赌场——在后来审讯中，警方问及他为什么要走这条死路？他说：“这样的生活我平时想都不敢想，换上你，也会干的。”

周玉祥在沁源茶楼跟纪晓华逛时见过两次汤泉，但汤泉并不认识他。公司里，像他们这样的小弟，很少能和更高层的大哥有接触。但他知道，黄毛毛和汤泉是他们的大哥，平常要称“老总”，或称“领导”。

周玉祥跟了纪晓华之后，宁仃成为他的师兄，宁仃作为见面礼，送周玉祥一部摩托罗拉Ｖ988手机。

周玉祥被捕后，第一次审讯时他态度恶劣，一问三不知，拒不承认他去过泸州。审讯工作是由宜宾、泸州双方刑警承担的。泸州警方例举了他犯罪的罪证，什么时间他在物业宾馆，什么时间在小馆吃饭，什么时间打保龄球，什么时间打出租车去纳溪……

周玉祥撑不住了，他思考了三个小时之后，供认了与纪晓华一起在泸州杀害何琦的经过，但在开始时，他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纪晓华。这一点，直到后来纪晓华被捕后，才纠正过来。

3月26日，是周玉祥父亲的生日。纪晓华、雷向军等人一起给周父祝寿，在周家喝酒。这期间纪晓华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事，离开了周家。午饭后，周家的亲友们在一起打麻将，纪晓华打过电话来，他要周玉祥准备一下，喊上何琦，一起到泸州去讨赌帐。何琦也接到纪晓华电话，到真武山和周玉祥汇合。

下午三点多，纪晓华过来。周玉祥穿一件黑色皮夹克，纪晓华穿“青蛙”牌黄夹克，何琦穿灰色Ｔ恤，银灰色西裤，三人乘坐“伊维可”中巴车，抵达泸州。到泸州后，纪晓华的朋友张三娃（陆桐，纪晓华故意不说他的真实姓名）到车站接他们，纪晓华用士兵证在物业宾馆登记房间，吩咐周玉祥和何琦，不要乱走，同时要他们关掉手机，不要再打电话。他和他的朋友张三娃出去，临走之前，拿出1000元交给他们两个花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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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六）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轰动全省的大出殡

何琦还是打过一个电话，周玉祥听出是打给女人的。然后何琦关掉了手机。

何琦看电视，周玉祥睡觉。这时候周玉祥并不知道这次出来要做什么，他认为就是来收钱的。

九点钟，纪晓华二人回来，大家出去吃饭，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小馆吃了胡豆，酸干等小吃。转过一会，周玉祥和张三娃到保龄球馆打了阵保龄球，张三娃付的费。何琦和纪晓华喝茶聊闲天。11点，他们回到宾馆。周玉祥到卫生间小解，纪晓华跟进来，这时何琦正躺在床上看电视。

纪晓华在卫生间里拿出枪来，是一把胶柄军用“九五式”手枪，子弹是顶上堂的。他把手枪交给周玉祥，说：“过一会儿，你用这枪把何二娃整掉。”周玉祥吃了一惊，问：“为了啥子？”纪晓华说：“你不要开腔，以后我再讲给你。”周玉祥点头说：“好的。”

四人出来，在停车场打了一辆出租车，到纳溪区。到了地方，他们三人下车，张三娃坐出租车又朝前走，弄来一辆摩托车。纪晓华对何琦说：“你把大衣脱下来给我。”他抱着何琦的外衣，四人挤在同一辆摩托车上。

车开到一个三叉路口，纪晓华叫停车。下车后纪晓华拍着何琦的肩膀朝前走，一边小声说着什么。周玉祥走在他们身后，大约走了十几步，他拔出枪来，对准何琦的后脑勺就是一枪。这一枪打得低了，何琦没被打死，“哎哟”叫了声，问：“你们要干啥子？”用手捂住头，蹲了下去。周玉祥扑向何琦，因用力过猛，黑暗中从何琦的身上翻过去。他站起，何琦还是那样蹲着，周玉祥就用左手卡住他的后脖颈，右手持枪，对准他的后脑，连开两枪。何琦“噗”地扑倒了，动也没有再动。

周玉祥返回来。纪晓华仍留在何琦身边，他蹲下，把何琦的手机拿过来，交给张三娃，要他处理掉。

纪晓华、周玉祥与张三娃分手。先打车到泸州，再打车到南溪，最后打车到宜宾。

回到宜宾已经是后半夜三点多了。纪晓华对周玉祥说：“枪先放在你那里。”他自己打车离开。

周玉祥回到家，母亲给他开门。他没想到他母亲和他的女友都没睡觉。他女友认为他在外边鬼混，心情郁闷，独自喝了很多酒，喝得醉了，正在哭泣。周玉祥劝她一阵，女友不听。情急之下，周玉祥就把手枪拔出来，对准自己的脑袋，发誓对女友说：“你不要再闹，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如果做了，我自己把自己打死。”周母吓得慌了，连忙上来，把手枪夺下。

凌晨，周玉祥陪女友去她的宿舍，走时没有带枪。

第二天——也就是3月27日上午，周玉祥在机床厂劳动服务公司吃饭，再次看见纪晓华。他问：“究竟为啥子要把何二娃杀掉？”纪晓华说：“不忙，过两天再说给你。”然后掏出2000元，交给周玉祥作为奖赏。

这天周玉祥用这2000元在赌场直泡到晚上，回到家时，母亲说：“晓华来过，告诉你，把那个东西（指枪）扔掉。”周玉祥说：“那就扔吧。”母亲说：“你不要管了，晚一点我去扔，我去安全些。”晚上八点，周母用报纸包好手枪，走到岷江大桥的中央，看看前后没人注意她，把报纸包着的九五手枪扔进滚滚岷江。

周玉祥只是一线杀手，他没有交代出杀何琦与汤泉有什么关系。背后仍有一段空白无法弄清，最重要的中间环节，还是在纪晓华的身上……

成都追捕纪晓华

相比之下，成都组的工作并不顺利。

孙仲文、叶浩二位副支队长带着三台车，八名侦察员于3月30日晚8点出发，真奔成都。杨局长要求他们路上马不停蹄，到成都后立刻与省厅联系，取得刑侦局和技侦处的支持。然而，路上汽车出了故障，晚10点才到内江。为此，孙支队吃了一顿“批评”。杨局长说：“我对你们讲好，要车有车，要人有人，要什么条件你们提嘛，干啥子开那样一辆车子去？”结果孙支队他们深夜开飞车，一个半小时赶了200公里路，12点之前赶到省公安厅。

夜已深，省厅侦察局黄建华副局长、侦察处庞雪明副处长仍在等候他们。

双方见面。由于省厅侦察局及九处始终与泸州、宜宾两地公安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孙支队他们一路奔波这段时间内，已掌握了两条重要线索。

第一，纪晓华的确于3月28日晚由宜宾来成都，警方掌握，纪到成都后很可能在成都市公安局一位内部人员Ｗ家中落脚。我们并不掌握这位内部人员与纪晓华的关系，也不掌握Ｗ是否了解纪晓华在宜宾的身份及其犯罪情况。

第二，纪晓华使用的士兵证已经查清。该证系伪造证件，由一名自称解放军总参谋部驻成都联络处的“大校”提供。这个“大校”名叫阎学礼，在成都市珠峰宾馆长期包房。经省厅调查，这个阎学礼是个假军人，经常以“总参联络处”、“西藏军区驻川代表”，“成都军区调查部”等身份四处活动，在宜宾等多地开设赌场。阎学礼与纪晓华等人关系密切。

凌晨三点，孙仲文、叶浩等人在省厅的配合下，侦察了Ｗ家周围的地形。因夜已深，不便行动，他们也无法判断纪晓华是否仍住在Ｗ家，故此仅把Ｗ宅周围控制起来，未做惊动。

早晨七点，警方查明，纪晓华昨晚未在Ｗ家居住，孙仲文、叶浩等人撤回。

庞雪明副处长与孙仲文副支队长研究，调用成都市局一位与Ｗ私交好、政治可靠的大队长，把Ｗ约出。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前提下，渗透警方的意图，做好Ｗ的工作，调查纪晓华的行踪。

这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对话。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倘若Ｗ与纪晓华并无更深的交往，自己人怀疑自己人难免尴尬；倘若他们的确关系复杂，这其实就是短兵相接。工作的难度摆在这里——你无法判断清楚。

这顿酒饭从扯闲天开始，朦胧地谈到泸州的案子。

Ｗ是警觉的，他敏感地问：“你们找我，有事情吧？”

孙仲文直言说：“我们的一个案子，涉及到纪晓华，你跟这个人认识不认识？”

Ｗ说：“认识。”

孙仲文问：“最近纪晓华有没有到过你家？”

Ｗ说：“前几天来过，后来他走了，可他去什么地方，我不清楚。”

话说到这份上，庞雪明只好摊牌，他说：“咱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不用我多说，你知道该怎么办。你以前如何与纪晓华接触，你们关系如何，我们不问。但从现在起，我们通知了你，纪晓华与泸州的一件重大案件有牵连。我相信你知道这件事的法律界限……”

Ｗ当即表示：“我是警察，我知道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哪里。这样吧，既然纪晓华有犯罪嫌疑，他到成都后又与我有过联系，我从现在开始，就和你们呆在一起。我的手机打开，如果他来电话，我全力配合，也避免有通风报信的嫌疑。”

这正是孙仲文所希望的。

虽然Ｗ做了明确的表示，无论庞处长，还是孙副支队长，仍然不敢完全放心。

最重要的是他的电话——因是内部人员，不好限制Ｗ打电话，但又必须控制他打电话。他们找到一个茶楼，成都的警察陪着Ｗ打麻将——这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叶浩带领几名侦察员在外边等候。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纪晓华给Ｗ打电话上。

下午两点钟，Ｗ在卫生间挂了个电话，是打给他亲属的，他说：“前一段打算回宜宾，我现在有事，不回去了。”

不好判断这个电话与案情后来的发展有无必然联系，但事后警方了解到，纪晓华当天中午的确在成都，并准备与同伙一起去北京。但下午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向同伙借款一万元，于下午三点离开宾馆，去向不明。

可能性是多重的，或许这只是现象上的偶然重合。

警方陪同Ｗ一直等到深夜两点，没有纪晓华的任何信息。

这时，Ｗ对叶浩说：“我反复想过，虽然我和纪晓华私交很好，可他犯了案子。这件事我不说也不行。纪晓华到成都后的确住在了我家，后来，他搬到珠峰宾馆去住了，具体住多少号房间，我不大清楚……”

这时，纪晓华已离开成都十个小时了。

也是在此前后，省厅九处通过艰苦的工作，在他们控制的另一条渠道上也挖出线索——假军人阎学礼突然飞往海南，在其离开之前，安置两名宜宾人住进珠峰宾馆，其中可能有纪晓华。

孙仲文、叶浩立刻带领泸州的侦察员来到九处。

一进门，大家就被屋里的紧张气氛罩住。九处的侦察员们个个把手枪摆在桌子上，正在做临战的最后准备。

大家碰了碰情况，因不了解对方的武器配备，他们制定了“夜间

对其居住房间实行严密控制，早晨趁其外出，在电梯上予以捕获”的作战方案。

凌晨三点，警方与宾馆方面取得联系。原打算由侦察员化装成服务员以送水名义进入房间，但考虑到深夜送水理由不充足，予以取消。孙仲文住进“宜宾人”隔壁的房间，随时监视对方室内的动静。走廊上也安排了侦察员，扮作女服务员的男友；对面房间同时安置了侦察人员，警方多重角度把对方的房间监控起来。

早上七点，房间内的人员起床，洗漱，有了动静。

孙仲文发出指令，守在各部位的侦察员立刻做好了临战准备。

不一会，房间里的人走出来，带着行李，走到电梯口等电梯。幸亏警方制定的方案是“在电梯上予以捕获”，因为——从楼上又下来两个人，与这二人汇合在一起，他们是一伙的。孙仲文暗自庆幸，没有草率动手。

侦察员尾随四人到一楼大堂。四人中一人过去结帐，三人等候。这时，合围过来的侦察员计有泸州警察八人，省厅九处警察十二人，省厅刑侦局警察四人，大家一涌而上，把四名犯罪嫌疑人制服在地。

经初步审查，四人中没有纪晓华。纪晓华于前一天下午三点，与另一名叫陈剑洪的人，声称出去办事，突然离开了宾馆。

在宜宾警方、泸州警方和成都警方夜以继日地围绕着“3。19”、“3。25”、“3。27”案件展开侦察工作的同时，“宜宾大哥”隋文昌的丧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

3月25日夜，隋文昌的尸体火化后，骨灰一直控制在宜宾警方手中。陈国富副局长下了命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把骨灰交给隋文昌的亲属。

隋文昌被杀案件，以及与此案相关的一系列案件，已引起宜宾局党委乃至宜宾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高万权、市长李敦伯多次听取侦察工作进展情况的工作汇报，他们从宜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了“打黑除恶，维护稳定”的重要指示，对市局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坚决的支持。

陈国富的脑子里清晰地形成了两条工作路线，一条是案子。抓住出租车——何琦被杀的重大线索，攻克汤泉，解开隋文昌被杀之谜，进而突破全案，借此东风，完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黑除恶的战略任务。另一条是全力以赴控制住宜宾的治安形势，稳住阵脚，剪除黑道团伙再生事端的口实。为确保这一点，必须低调处理隋文昌死亡事件，尽量减少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维护宜宾良好的社会环境。

隋文昌的亲属，多次找到市局、分局，提出领回隋文昌骨灰，进行安葬的要求。隋文昌手下的小弟也多次为“大哥”的惨死鸣冤叫屈。他们推举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中间人物张镇江为代表，找到市局、分局领导，就骨灰事宜进行交涉。

陈国富委托有关部门耐心做正面工作，强调隋文昌属非正常死亡，涉及的是刑事案件，而且是牵涉有组织犯罪的非一般性刑事案件。为确保宜宾社会的安定，也为了隋文昌亲友的人身安全，在案件没有破获之前，隋文昌的骨灰必须由警方管理，不得由亲属取回。

分局领导，也持同样态度。几经交往，分局提出几点要求：一、骨灰的安葬，必须依照警方的要求进行；二、不准设置灵堂；三、不准搞治丧活动，骨灰必须直接下葬。

这本来是警方强调的一个原则性要求。然而，此口一开，隋文昌的亲属立即于3月29日向翠屏分局提交了保证书，保证在隋文昌骨灰取出后，不设置灵堂，不公开搞治丧活动，仅在亲属等小范围内吊唁后，立即下葬。

骨灰问题已拖得较久，何况家属又写来了保证书。在这种情况下，分局同意了隋文昌家属把骨灰领回的请求。

陈国富当时正在外地开会，获得这个消息，他马上意识到可能要出问题，但现在追回骨灰已经不可能了——他打电话给程忠实副局长，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对方保证不设灵堂，是否可靠？第二，如果死者家属一定要设灵堂——这并不违法，我们警方不好干预，但一定要从治安角度上，严密控制住局势，避免发生意外。第三，既然骨灰已被取走，一定要委派专人负责，敦促隋文昌家属按照保证书的承诺，将其直接下葬。

然而，这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魔鬼装在瓶子里时它是一副样子，打开瓶盖之后，它立刻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下午四点三十分，隋文昌骨灰被家属取回。

下午五点三十分，隋文昌家属已经设立了灵堂。

到晚上七点，灵堂前已聚集起数十人之多。

翠屏分局刑警大队袁宝昆带领侦察员与张镇江及隋文昌家属交涉，提出要求，加强控制。

晚上八点，袁宝昆打电话向中心组报告，灵堂已聚拢了一百余人。

九点之后，袁宝昆再打电话，隋文昌灵堂聚集到数百人，局面已无法控制了。

陈国富副局长已赶回宜宾，他指示，要增派警力，严密监视治丧活动。市局郑易支队长、方伯伦副支队长，分局于秀局长，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都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市局刑警支队、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身着便装，分布在治丧现场及周围地区，以防止突变事件的发生。治丧现场气氛紧张，景观独特，一面是黑道人物云集，一面到处是便衣警察。不少人彼此认识，是多年的对手，平时见面很难，此刻都遇到了。

隋文昌的丧事做得十分气派。

灵堂内高悬隋文昌的大幅遗像，两边垂落着黑纱幕帐。灵堂前，隋文昌的数十名小弟，一律身穿黑色高档西服，内着白衬衣，打着黑领带，胸前佩带小白花，左右分成两排，站立在遗像两旁。宜宾的黑道人物、隋文昌的生前友好一批批地走进灵堂，向隋文昌的骨灰和遗像鞠躬告别。

不仅宜宾社会的各派人物聚齐，内江、成都、重庆等地的黑道老大也出现在隋文昌的灵堂中。

治丧活动由宜宾社会上威信较高的“老社会”张镇江、宋某某主持。

黄毛毛露面了，他在手下众小弟的陪同下，走入灵堂，带领众小弟站在灵堂中央，向隋文昌的遗像三鞠躬。

然后黄毛毛走到隋文昌的亲属面前，拿出五万元，交给隋文昌父母，以表示他的哀悼之情。

黄毛毛还是那样性格，场合上不多讲话，也不喜欢显露山水。此后他就坐到一角，独自抽烟，并不和其他人打招呼，静静地观看吊唁场面。

袁宝昆发现了黄毛毛，他走过去，他们间是无须什么开场白的。

袁宝昆问：“你过来了？”

黄毛毛说：“文昌走了，我当然要过来，送送他。”

袁宝昆说：“文昌死得挺惨，是吧？”

黄毛毛说：“想不到，文昌会是这样的下场。”

袁宝昆哼一声说：“那条路，谁也走不通。”

黄毛毛说：“各人的走法不一样，文昌不能说把路走错了，可他应该承认，他的命不好。”

人来人往，不好多谈。黄毛毛站起，和某人点点头，走开。

袁宝昆也是有任务在身，周围转过一遭，再寻找黄毛毛，已经找不见他，黄毛毛自此便在宜宾消失了，袁宝昆成为警方最后一个见到黄毛毛的人。

宜宾地方习俗，做丧事要守夜，请班子唱川剧。隋家在灵堂外设置桌椅，摆上烟酒茶水。川剧演员咿呀呀地唱着，周围不时响起一阵阵的爆竹声。灵堂内外，被临时拉起的照明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为隋文昌守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

张镇江、宋某某与隋文昌亲属研究后，准备在31日上午10点，为隋文昌出殡，届时要沿宜宾市内的主要街道，东南西北走一圈。陈国富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做出指示：坚决不许可他们这样做。上午10点，正是宜宾各机关单位上班的时间，街市也已经开门营业，他们要搞大出殡，那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宜宾的老百姓会怎样看待我们公安的工作，怎样看待宜宾的形势？他要求一线的同志直接找到张镇江等人谈话，向他们讲清楚，10点出殡，不能允许。他们要下葬，必须在早晨六点之前，不能招摇过市。同时还要告诫他们，他们设立灵堂，大搞吊唁活动，已经违背了他们在公安局立下的保证，奉劝他们不要走得太远。

张镇江等人还是顾及警方的态度的，特别是陈国富副局长直接提出了要求，他们不好违拗。张镇江与诸方协商后，按照警方要求（实际只是在时间上顺应了警方的要求），把大出殡提前了五个小时。

经过彻夜的准备，3月31日凌晨5时，隋文昌的出殡仪式正式开始了。

出殡队伍前面由八辆摩托车开道，行走得十分缓慢。摩托车手均为一色的白头盔、白手套。随后是录象车，多台录象机一起工作。录象车之后，是隋文昌的灵车。灵车两侧有人在高抛纸钱，洋洋洒洒。在灵车行进中，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反映三十年代上海黑帮生活的歌曲

《上海滩》，据说，这是隋文昌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灵车之后，是前来送葬的各路宾客组成的车队。五十多辆高档轿车排成单列，拉开距离，一眼望不到尽头。

车队浩浩荡荡地在宜宾市内转了两圈。车走到东街，灵车上有人高喊：“昌哥——走东街喽——”车队经过北门，又有人高喊：“昌哥——过北门喽——”

墓地，仍由张镇江、宋某某主持隋文昌的安葬仪式。隋文昌的小弟、家人、亲友数百人站在周围，祭祀人员宰杀大公鸡，以鸡血祭陵辟邪，在一阵喧闹和鞭炮声中，隋文昌的骨灰下葬。

隋文昌的墓碑树起，墓碑前的石牌楼两旁刻有对联，居然是：侠胆柔肠，义薄云天。

下葬仪式完毕，隋文昌的小弟们排成数行，一批接着一批，向隋文昌的陵墓鞠躬告别……

隋文昌的大出殡影响极坏，按照陈国富副局长的话说，它的恶劣影响，超过了“3。25”案件本身。大出殡震动了全省，其负面影响波及全国。国内20余家有影响的报刊对宜宾此次黑社会老大出殡事件做过报道，纷纷谴责社会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时间差

世界上许多事，都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其势当然一切都不可阻挡，可你要反转它，穿插它，切断它，在实际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过后，回过头来再去总结，当然谁都能找出许许多多的遗憾来。

隋文昌的大出殡，这决不是警方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希望看到的，也不是人们预先能够想像到，能够制止得住的。但事情发生了，场面愈演愈烈，各类人员越聚越多，许多黑道人物——按照郑易的说法，平时不易见面的人物全都浮出了水面，这曾在客观上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大缉捕的极好的时机。

从吊唁活动一开始，我们就部署了警力，随着吊唁活动的升温，我们投入的警力很多。当时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局面，严防突然事变的发生。不过，由控制转为对重点人物实行拘留审查，并不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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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七）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突审“四大金刚”

市局、区局的主要领导，乃至部分侦察员的脑海里都曾跃出过这种想法。

当时黄毛毛还没有逃跑，黄毛毛手下的众多小弟还滞留在宜宾。隋文昌手下的众多打手还在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如果警方在这个时候收网，这应该说是酒美肉肥的一顿盛餐。

倘若案件已有实质性的进展，倘若我们手里把握了黄毛毛乃至他手下小弟的犯罪证据，这当然是逮捕他们的绝无仅有的大好时机。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就当时而言，我们并不具备实施大拘捕的条件。

其一，吊唁及送葬的人群中鱼目混珠，好坏人交织在一起。

其二，社会上的黑道亡命徒，参加这类活动都会携带武器，一方面他们惧怕公安，另一方面又担心遭人暗算，警惕性极高，重要人物一般都是露过面即走，留下来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围人员。

其三，隋文昌被杀已经过了五天，其团伙内部的情绪应该有所缓解，但随着为隋文昌做丧，他们的情绪可能发生较大反弹。警方把控制场面作为头号任务是正确的，盲目抓捕，很可能引发犯罪团伙间以及团伙与警方的暴力冲突。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时间——

时间给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3月30日，泸州警方由杜副局长带队来到宜宾，提供了泸州“3。27”凶杀案的详细资料，第二天，即3月31日下午，宜宾警方捕获周玉祥。31日晚上，审讯获得突破……在成都，警方3月31日深夜获得珠峰宾馆的信息，4月1日凌晨抓人——而隋文昌的丧事自30日下午 5时始，至31日早晨结束。换句话说，警方获得“3。25”案件的重大线索，比隋文昌的大出殡，晚了10—24小时。

在各方情况明了之后，陈国富副局长经请示局党委及省厅侦察局，发布了对组织参加“3。31”大出殡的人员进行拘留审查的命令，此时，黄毛毛团伙的主要成员、隋文昌团伙的主要成员，均已逃离了宜宾。

陈剑洪、王刚等人于3月22日乘飞机飞往北京“旅游”。纪晓华于3月28日离开的宜宾。纪晓华走前，黄毛毛拿出一口袋钱，大约有十几万，要他出去“跑滩”，纪晓华仅从中拿了两万元，告诉毛毛，他够用了。黄毛毛本人3月30日晚上去隋文昌灵堂吊唁之后，立即离开宜宾。黄毛毛手下人员于志军、王刚、李山等人，均于30日深夜逃离宜宾。陈剑洪等人自北京返回宜宾途中，听到消息，滞留在成都，向“家”中要钱继续在外“跑滩”。穆三毛只身逃往云南。而黄毛毛及手下骨干人员如汤泉、陈剑洪等人的亲属，早在“3。19”案发生前，便被安排到新马泰旅游，此时均不在宜宾。

隋文昌集团的主要成员宋亚平、郝四、赵茗、及杨威、杨猛等人，在为隋文昌做完丧事之后，也全部“失踪”，或逃往外地，或在宜宾周围各县藏匿起来。

省厅4.1联席会议

宜宾、泸州两地公安机关对“3。19”、“3。25”案，及“3。27”案各自立案。按照本地案件的案发情况、侦察条件、获取的线索，各自进行部署，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宜宾两案，牵涉社会上几大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泸州案就案件本身来说，是当地建国以来第一起涉及军用枪支杀人案，两地公安机关都非常重视，两地案件都在省厅挂了号，为省厅挂牌的督办案件。两地案件越走越近，两地公安人员已在成都会师。并案已成为必然。

为协调两地关系，推进侦察工作顺利开展，省厅侦察局在黄建华副局长的主持下召开了有省厅侦察局、宜宾市公安局、泸州市公安局三家参加的工作会议。

泸州的孙仲文、叶浩两位副支队长已在成都，省厅通知泸州刑警支队支队长王定全来成都开会，同时通知宜宾市局刑警支队郑易支队长、翠屏分局程忠实副局长、刑警大队杨光大队长来省厅参加工作会议。

会上，两地分别汇报了案情和侦察工作进展情况。此时，涉黑团伙头目隋文昌大出殡的消息已传到成都。省厅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宜宾公安局要以“3。25”案及“3。31”大出殡为突破口，加大打击力度，全力追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会议研究了两地案件的并案问题。

省厅认为，宜宾、泸州两地发生的案件，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泸州“3。27”案件，可以判定为宜宾两案的继发案件——汤泉为了掩盖其罪行，杀人灭口。两地案件，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为，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宜宾，被害人也均在宜宾。因此，省厅侦察局决定，两地三案并案侦察。省厅在充分肯定泸州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上，本着对侦察工作有利的原则，确定了案件的管辖范围。省厅决定两地案件总称为“3。25”系列案件，案件由宜宾市公安局主办，泸州公安局协办，省厅督办。

泸州方面尊重省厅的决定，将“3。27”案前期形成的有关材料全部移交给宜宾警方；把在成都抓获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移交宜宾警方带回；把侦察工作中提取的犯罪证据材料移交给宜宾警方。

工作会议上，省厅侦察局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

一、全力追捕纪晓华。

二、对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要加强审讯，尽快固定证据。

三、规定了此案的纪律：凡是已经采取拘留以上措施的人员，变更措施要经省厅批准。

四、专案队伍要精干，专案组成员要认真审查，凡与犯罪团伙成员关系不清的人员，应当回避。

五、厅侦察局成立专门班子。侦察局为黄建华副局长，侦察处为庞雪明副处长，大案科为侦察员王强，三人间实行垂直领导，单线指挥，不与任何人发生横向联系。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三点，第一，决定并案，捋清了案件的管辖范围，便于统一指挥；第二，确定了单线垂直领导的工作模式，规定了保密纪律；第三，把改变拘留以上措施的权力收归省厅，这一方面加强省侦察局的监督力度，同时也是为基层公安机关撑腰，是减少干扰的一项有效措施。

此三条，在后来的侦察实践中，对案件的侦破，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泸州刑警支队在省厅九处和刑侦局的大力支持下，一举在成都珠江宾馆抓获于志军、王刚、李山、史某某等四人，关押在成都看守所，并连夜进行了突审。

4月1日，省厅联席会议后，泸州警方把已抓捕的犯罪嫌疑人移交宜宾警方。宜宾市局派分局李玉文中队和巡警一大队，用专车把犯罪嫌疑人押回宜宾。为防止串供，仍采取了分散羁押的办法。汤泉仍关押在屏山县看守所，于志军、李山押在宜宾县看守所，王刚送到在南溪县看守所。隋文昌的姘妇孙玲玲，转移到宜宾县看守所女号看押。

宜宾警方接手后，审讯工作的力度加强了。

于志军的审问由宜宾刑警支队的何大军承担。

于志军，29岁，工人家庭出身，母亡故。1998年春曾在象鼻镇打架伤人，赔偿医药费一万元。同年10月，在宜宾市安阜镇与张伟一起，在斗殴中将李昌华打死。于志军前期为隋文昌团伙的重要成员，1999年后，投靠黄毛毛，又成为黄毛毛团伙的重要成员。

据于志军交代，他与陈剑洪、宋某、王刚、纪晓华准备一起上北京，订好22日的机票后，纪晓华因故未走。于志军因赌帐未收上来，也滞留在宜宾。

3月23日，于志军在红珊瑚茶房的赌场里看见纪晓华，问起上北京之事，纪晓华并未露真情。

3月24日，于志军打电话给陈剑洪，陈剑洪等人正在北京天坛公园游玩。

3月30日，陈剑洪给于志军打电话，告诉说，他们已回到成都。于志军马上告诉他：“宜宾现在很乱，文昌死后，公安局到处抓人，宜宾不能回来，我和李山马上就走。”陈剑洪说：“等你过来再和我联系，我们在成都见面。”

宋某因携带的路费已经花光，委托于志军过来时为他带些费用。

因此，于志军在红珊瑚茶房打电话给宋某的女友蝴蝶，蝴蝶拿一万元交给于志军。于志军也向自己的女友的母亲借款二万元，自筹二万元，作为此次“旅游”的费用，把钱装在一只密码箱内。

密码箱里还有一串汽车钥匙，钥匙是汤泉的。3月27日汤泉到公安局“自首”前，就把兰鸟车交给于志军保管。这几日，于志军开着兰鸟车，在宜宾市里风光了几天。

30日晚上10点，于志军和李山在宜宾叙府宾馆门前花 900元包了辆桑塔纳轿车，开到成都。下高速公路时，他和陈剑洪联系上。当时陈剑洪在成都的“零点酒吧”唱歌、喝啤酒。陈剑洪叫他们过去。于志军说：“我们带着行李，过去不方便。”问清他们住在珠峰宾馆，就先到宾馆，用李山的假士兵证登记了房间。这个假士兵证和纪晓华的证件一样，均为假军人阎学礼的“作品”。

于志军并不知道隋文昌被杀内幕，他是交叉人物，与黄毛毛与隋文昌，关系都不浅。

于志军在宜宾也算个人物，是位终日泡赌场的“大耍”。于志军认识的五行八座闲杂人物极多，干娘、干姐、大师兄、小师妹一大群，数不胜数。他手下养着四五个小弟，经常在赌场里豪赌，同时放水，收水钱，追水帐。

何琦就是于志军的小弟，另一个小弟叫娃娃。何琦被纪晓华杀害前，经常和娃娃在一起。

于志军近日赌事不畅，在红珊瑚茶房赌钱，他做庄输掉二十四万。接下来由夜明珠茶楼老板坐庄，他押闲又输掉十余万。转天与象鼻镇一位老板连手坐庄，结果更惨，两人输掉近七十万，每人三十几万。后来另一位姓周的老板坐庄，他扳回十五万。晚上，他和女友一起去地平线茶楼小耍，赢回四万。前后平帐，这几日一共输掉四十二万，其中欠水债二十七万。

于志军说，他离开宜宾也是为了躲水债，时间拖久了，再来再去讲清，只还本钱。其实这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得到消息——有人告诉他，由于隋文昌被杀，公安局要把宜宾所有有底案的人全抓起来。于志军负有命案，曾与张伟一起，把李昌华打死。此外，他受黄毛毛之命，骑摩托车追杀七鼓眼，是重要杀手之一。得此消息，立刻筹款外逃……

王刚，26岁，他原与于志军在同一家工厂上班，是师兄师弟。离职后，于志军介绍王刚到隋文昌在长宁县开的赌场，帮隋文昌看场子，每月拿薪水和奖金。那时，隋文昌对他很器重，没钱花便可以找昌哥要。后来，于志军盘下一家卡拉ＯＫ厅，请王刚过去帮忙。这边生意一忙抽不出身，王刚也就没时间去给文昌做事。但隋文昌怀念旧情，时常喊人到他们的ＯＫ厅来消费，关照他们的生意。

据王刚说，他与隋文昌关系走淡，是为了一件他所“看不起”的小事。他有个朋友，叫小狐狸。一次，隋文昌喝多了酒，在迪吧里看中小狐狸的女友，非要霸占人家。小狐狸很憋气，把自己灌醉之后，提刀要去杀文昌，被王刚死死按住。虽然如此，王刚认为文昌这件事做得过了分，以后渐渐不愿再与他往来。

这是情结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于志军倒向了黄毛毛。他与于志军交情很铁，他自然也会跟着于志军，倒向黄毛毛的。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原本是王刚的小弟的小狐狸，与隋文昌闹了场“大不敬”的矛盾，后来却跟定了昌哥。而原来跟着昌哥的瓶瓶，却脱离了隋文昌，跟上了王刚。王刚为他买手机，当作自己的小弟养了起来。

王刚也参与了黄毛毛布置的对七鼓眼的追杀，第二次，他把手下的瓶瓶介绍过去。

王刚3月22日和陈剑洪、宋某一起飞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饭店。他们在北京住了八天，长城、故宫等旅游景点转了一遭，晚上到阳光夜总会消费，泡小姐。外出游玩也把小姐带在身边，好好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了一番。

3月29日回到成都，陈剑洪和纪晓华联系上，大家一起住进珠峰宾馆。见到纪晓华之后，陈剑洪、王刚等人才知道出去这几日，宜宾已发生诸多事情。

陈剑洪又打电话与于志军联络，摸摸“家里”的形势。果然，于志军说：“不要回宜宾，宜宾现在乱得很，公安局到处抓人。”陈剑洪等人当即决定，在成都等候他们过来。大家见见面，把资金备足，继续在外地漂游。

3月30日，陈剑洪、纪晓华、王刚、宋某四人晚上出去，在“零点迪吧”唱歌，喝啤酒，吃串串香消谴。

午夜之后，于志军等人抵达成都，给陈剑洪打通电话。宋某先过去，帮于志军他们登记了房间。又返回来，在迪吧玩到凌晨。大抵是商量这次“旅游”的目的地。于志军想去北京，陈剑洪诸人因刚从北京返回，欲去广州，没最后拿定主意。天将明时，几人回到珠峰宾馆睡觉。

此时，泸州警方获悉纪晓华曾在Ｗ家落脚，并未查到珠峰宾馆。

3月31日，临近中午，大家陆续起床。先到八宝街去吃牛肉面，接着又到人民商场转了一圈，于志军买了些用品。这期间陈剑洪接到一个电话。回到宾馆，他和纪晓华突然决定先走。

纪晓华对于志军说：“你们不是带了几万块钱吗，借我一万，我和剑洪有事，先走一步。”

李山问：“你们去哪里？”

纪晓华说：“你不要管，我们去办件事情。”

于志军便从他的密码箱里拿出一万块钱，交给纪晓华。纪晓华和陈剑洪两人整理好行李，下午三点离开宾馆。

不好判断二人提前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据于志军、王刚、李彬交代，二人的决定十分突然，他们也觉得事情蹊跷。不过，按行里的规矩，“出去做事”，是谁也不好多问什么的。

纪晓华、陈剑洪走后，李山觉得减少一万元经费有些紧张，便打电话给留在宜宾的史某某。史某当天晚上赶到成都珠峰宾馆，给他们把钱送过来。

李山32岁，曾因抢劫罪被判刑四年。他比于志军、王刚都要大些，但地位没有他们高。他平日也在赌场里耍。因年龄关系，自认为与隋文昌、黄毛毛都有交情。李山身有积案。1999年，他帮一“朋友”讨要债务，索回一批白酒。他委托另一“朋友”大蚊子贩给重庆一酒贩子。但货款始终没付。李山怀疑大蚊子做扣，把他酒钱黑下了。几经交涉，大蚊子百般抵赖，反称那批酒是假酒，被工商没收。李山激愤之中找到狱友赵强，带了几名弟兄找到大蚊子的家，把大蚊子、小蚊子一顿乱刀，统统砍伤。大蚊子第二天报案，李山此案并未了结。

史某某参与的事情较少，他到成都，主要是应李山之约，为他送钱来的。

第一追捕小组由渝抵粤

省厅决定泸州案与宜宾案并案侦察，宜宾市局郑易支队长返回宜宾后立即把省厅会议精神向主持此案侦察工作的陈国富副局长做了汇报。按照省厅要求，第一件大事就是追捕要犯纪晓华。

市局党委和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指派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全国优秀民警季克俭和翠屏区刑警大队侦察员杨静二人前往省厅，领受追捕纪晓华、陈剑洪的任务（当时我们已经获悉，纪晓华和陈剑洪在一起。）

此次追捕工作，严格遵照省厅会议的要求，派出人员要少而精，

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季克俭、杨静接受任务时，并不知道具体工作细节。他们被要求：除接受指挥部直接指挥人员的指令外，与原部门、原领导及任何其他人员均不得发生联系，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工作任务的内容和目的地。对家属只能称出差，不得透露出差地点。到外地之后，不得与任何与任务无关的人员通电话。

实践证明，在打黑，特别是在追捕涉黑团伙成员的过程中，这样的纪律非常必要。这并不会撮伤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不会伤害原单位同事、原单位领导的感情，完全能够被基层和各级领导理解、接受。这样做，除了对办案有利，还有几个好处：一，任务单纯，办案人员易于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二、对“无关”的事情，知道得越少，压力就越小，干扰也越小，办案人员没有工作顾虑；三、严格的保密纪律，本身就能刺激办案人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四、避免其他人员“走透消息”，保护我们的队伍，减少犯错误的可能性。

季克俭、杨静二人4月2日赶到成都，立刻与省厅专案人员王强取得联系，汇报了他们所掌握的纪晓华、陈剑洪的个人资料，包括二人的具体身份、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照片等，以及纪晓华手中持有化名为王勇的某部队的假士兵证等情况。

王强、季克俭等人通过调查获悉，纪晓华、陈剑洪等人，除珠峰宾馆外，在成都还有另一个落脚点——蜀汉宾馆。

4月3日，王强、季克俭、杨静到蜀汉宾馆进行调查，未发现纪晓华、陈剑洪的行踪。

第一追捕小组与宜宾指挥部联系，指挥部在突审于志军等人时获悉，陈剑洪曾有过南下广州的意图。其他情报线索也反映出，二人有可能已经前往广州。结合时间、飞机航班、火车车次等因素综合分析，警方认为，纪晓华二人未坐飞机，很可能于4月1日下午，乘坐火车离开成都，经贵州前往广州。其目的地应是广州。

宜宾指挥部中心组郑易指示，季克俭等人应立即前往广州追捕二犯，并提示他们注意，对方可能持有军用枪支。

4月3日中午，王强、季克俭、省厅九处胡勇三人登机，于下午五点抵达广州白云机场。

当晚，王强、季克俭等人便与广东省厅大案处取得联系，通报了案情。省厅派人接待，把他们安置在省厅招待所休息。

4月4日上午，追捕小组向省厅大案处详细汇报了“3。25”系列案件的案情及被追捕人情况。大案处非常重视，立即抽调警力，协助追捕小组，展开调查工作。

汤泉在他十几年坎坷的江湖生涯中，从未沦落到如此地步。

在黄毛毛的“公司”，汤泉专横跋扈惯了，与警方打交道，他常常也是趾高气扬。在他看来，跟毛哥作对的人，杀几个算不得什么，这是黑道上的事情，自有黑道的解决办法。他也非常相信黄毛毛，毛哥要他到公安局自首，把出租车的事情讲清楚。他知道，毛哥肯定已经把背后的工作做稳妥了，公安就是去抓，也抓不出什么东西，到时候只能放人。

以前也是这样，出了事情，毛哥那里做做手脚，跟公安局摆平关系，也就化险为夷了。多年来他们的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3月25日下午六点，汤泉在宜宾华荣大酒店里接到于志军打来的电话。于志军说：“昌哥又出事了，这回够呛，身上中了七八枪。我们几个在沁源茶楼正在商议，要不要过去看看？”汤泉说：“我这会子有事，过不去的。”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晚上，汤泉在华荣大酒店吃晚饭，他的精神很好。吃饭的时候，听着周围人都在议论：隋文昌被人打死了，同时打死的还有一个叫张一兵的娃。

饭后，汤泉接到一个秘密电话，是刘丹打过来的。刘丹说：“汤二哥，你在哪儿，我和小王二娃在二二四电厂这地方等你。”

汤泉立刻开车过去，在电厂附近转了转，路边站出两个人来。汤泉让他们上车，没再多问什么，从包里掏出两万块钱，给他们每人一万。然后两下分手。

汤泉开着兰鸟车在街上逛，连续打了两个电话，然后把车开到南门桥下滨江路地下停车场。等了片刻，一个叫雷向军的年轻人来到停车场。雷向军和他打过招呼，启动不远处的一辆红夏利出租车。

两辆车一前一后，开到冠英街，雷向军把夏利车在路边停好，从车上提下两个包，一个包沉甸甸的，另一个是旅行包。他走过来，上了汤泉的车。

汤泉开着车，用手机打电话。

“谷明吗？你的车在冠英街，你手上不是有钥匙吗，马上过来取车吧。”

汤泉把雷向军送到某酒业公司刘老板的家，雷向军提着装枪的大包下车，汤泉也跟着下来，看着他把包藏好，然后对他说：“你过去，把刘丹的旅行包捎给他。”

一切都安排妥当，汤泉打算去洗个澡，彻底放松一下。然而，晚上 9点钟，他刚刚与雷向军分手，就接到谷明的电话。

谷明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出租车公司打两道电话到我家，问今天下午我的车子是哪个开的？”

汤泉那时就觉得，事情不好，车子的事，叫人家抓到把柄了。

他说：“你莫慌，我马上过去，给你摆清楚。”

随即他来到谷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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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八）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福兮祸所依

他对谷明说：“你去公司对他们讲，下午的车子是你开的，在南岸装了四个男青年，在六中附近下的车，给你100元让你等他们。别的你随便去说就行。”谷明问：“究竟是出了啥子事情？”汤泉说：“那些不关你的事，你到公司就这样讲。”

第二天中午，汤泉接到谷明母亲打来的电话，责问他：“你把车子拿去究竟做了啥子事么，公安局的人昨天晚上把谷明叫过去，到现在还没放回来。”汤泉说：“没有关系的，公安局可能要调查一些事情。”

下午两点，谷明的母亲再次打电话给汤泉，说：“谷明给家里打电话来，他讲，在公安局什么都说了。他讲，车子是你的一个朋友开去的。”

这时汤泉才有些慌，感觉到事情牵扯到他头上。

下午三点，汤泉来到酒都饭店，在北楼的茶房里找到黄毛毛。他说：“这事情有些漏洞，他们用的车子，叫公安局调查到了。把谷三娃传过去关了一夜，谷三娃啥子都交代了。”

黄毛毛问：“他都交代了什么事情？”

汤泉说：“他讲么，说车子是我的一个朋友拿去开的。现在公安局查得紧，麻烦得很，你看咋个办？”

黄毛毛寻思一下，说：“何二娃在两边上混，听说还被公安局调过去谈过话，这些日子叫人不大放心，你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汤泉想了想说：“没有吧？”

黄毛毛说：“我讲的这些，没有错。”

汤泉说：“就是。”

黄毛毛便不再多说，拿起电话打给纪晓华，说：“我是毛哥，你到北楼来一下。”

黄毛毛把汤泉独自放在茶楼，出去拿钱。

这工夫纪晓华进来，问：“毛哥找我？”

汤泉问：“你在做什么？”

纪晓华说：“我有个朋友，父亲过生日，我们正在喝酒。”

这时候黄毛毛进来，把两万块钱交给纪晓华，说：“你喊上一个人，出去办件事情，把何二娃做掉。不要在宜宾做，最好在外地。抓紧一点，今天晚上要赶回来。”

纪晓华想了想说：“那就去泸州吧，那边方便得很。”

黄毛毛说：“事情办好就行，别的我不管你。”

纪晓华走后，黄毛毛对汤泉说：“现在公安局肯定到处找你，明天你听我安排，过了中午，你自己去公安局自首也要得。你去后就说，车子是何二娃拿走的。不关事。这条线已经断了。”

汤泉舒了口气。他知道黄毛毛的意思。黄毛毛把他最得力的小弟调来，亲自做了交代。何二娃是活不过今天晚上的。

果然，第二天汤泉就得到了准确消息，何二娃客死他乡，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他把前因后果都想过一遍，从容地安顿好汽车、通讯工具和其他事情，带了些零用钱，只身来到翠屏分局刑警大队，投案“自首”。

那时，他并没想到他会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屏山监狱夜审汤泉

翠屏区警方把汤泉转移到屏山县看守所之后，淡了他几天。这也是心理战术，让他好好反省，想一想把他调到全宜宾市条件最艰苦的山区县住监狱，这是因为什么。

4月3日早晨，肖海峰、温海驱车80多公里，来到老君山下的屏山县城。八点半，他们坐在屏山县看守所的提审室里，汤泉带着手铐被押了出来。

这时我们已经掌握周玉祥交代的情况，可以说是成竹在胸。杨光预先与肖海峰制定了审讯计划，再挤他几下，不急于揭锅。

肖海峰问：“在这里住得怎么样啊？”

汤泉不说话。

肖海峰说：“汤泉，我们两个要说嘛，也是朋友。但朋友归朋友，事情归事情。‘3。25’案件到了这一步，你不交代是说不过去的。你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把你放到这里。我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主动走比被动让我们拖着走好。”

汤泉翻翻眼睛，他在琢磨肖海峰的话，判断着警方究竟掌握了些什么。他很鬼，用试探的眼神望着肖海峰，一点儿也不吐口。

肖海峰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顾忌？”

汤泉说：“我没有顾虑。”

肖海峰态度一转，变得严厉：“我告诉你的已经够清楚了，隋文昌被杀这件事，你肯定是参与了。你讲不讲，与我们合作不合作，这取决于你的态度。”

汤泉仍不说话，但他的情绪已不像方才那样平静，他不住地抽烟、喝水，四月宜宾的天气并不热，他的额上已经汗津津了。

这种对峙状态，一直维持到下午一点。

肖海峰在外边弄了些饭菜，屏山监狱的伙食很一般，过惯了星级宾馆生活的汤泉是不堪忍受的。肖海峰特意叫了好一点的菜，为他改善一顿，沟通一下感情。

饭后，汤泉退了一小步，说：“这事情你们去查，查到我头上，要枪毙，我都认……”而后又止住，仍不肯涉及到具体事情。

肖海峰说：“事情肯定要查到你头上。你用不着跟我装糊涂，你先说说，泸州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吧？”

汤泉脸色立刻变得灰白，精神十分紧张——他这次可到了关键时刻，说了就可能是死罪。犯罪嫌疑人到了这个时候都是最脆弱的，他干脆把口封住，不再讲话了。

整整一天的审讯，肖海峰的感觉非常良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把对方赶入一种进退两难的胶着状态，使他的神经高度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可又不能不说话。这是案件即将突破时必然会表现出的一个客观过程。

肖海峰始终保持着和杨光大队长的热线联系。一天中，他们通过三次电话，肖海峰详细汇报审讯情况，接受大队长的指令。两人都有了这样的感觉，汤泉很可能在今天被拿下来。

到了晚上，汤泉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过反复思考，他觉得警方能说出“泸州”来，不可能是单纯地“诈”他，这说明警方已经掌握了什么。他开始提条件，对肖海峰说：“能不能让我见见分局领导，我想直接和分局领导对话。”

肖海峰立刻把这个信息反馈到刑警大队。

当天晚上，程忠实副局长、杨光大队长及时赶到了屏山。

程忠实、杨光提审汤泉，开始时也没谈案子。

汤泉见到杨光，立刻做出委屈的样子，抱怨说：“杨大队长，你把我弄到屏山来，叫我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受罪得很，简直是没有法子活了。”

杨光说：“你好好把事情交代清楚，才有可能改换条件。你始终不做交代，那只好在这里住下去了。”

汤泉说：“可我是主动来自首的。”

杨光笑了，反问他：“是这样吗？”停了停才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从你上学的时候起，我们就打交道。你应该了解我杨光是怎样一个人，按照你们江湖上对我的评价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说一说，我有什么时候冤枉过你吗？我把你安排在这里，自然有这样安排的道理。”

汤泉说：“我知道杨大队长，我愿意跟你打交道，又不愿意跟你打交道。”

杨光说：“现在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跟我打交道，而是你愿意不愿意交代问题的时候。我们肖队长跟你谈了一整天，你们谈的是什么，我都清楚。我想，你该说说问题了吧，不应该把我和陈局长请过来，就是听你诉苦的吧？”

汤泉到了关键时刻，又想退缩，说：“我交代啥子嘛，不就是为何二娃的事，为车子的事情吗？这里边根本就没有我的责任。”

杨光不高兴了，脸上严肃起来，问：“你再讲一遍？”

汤泉立刻哑了口，注视杨光和陈副局长，显得紧张。

程忠实说：“汤泉，你应该放明白点，何二娃已经被杀，你不会不清楚吧？”

汤泉马上说：“我不晓得这件事。”

杨光说：“汤泉，我明确告诉你，你这一回，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既然来了，就没得机会再出去了。你自己做个选择，你做了啥子事情，你心里最清楚，我心里也是有数的。我这个人的为人你了解，做事就会做到底。汤泉，我跟你讲明白些，你想保黄毛毛，你恐怕也保不住了；你想把事情瞒过去，你恐怕也瞒不得了……你想过没有，你要一个人担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汤泉已被杨光的这些话逼在角落里，嘴上还在狡辩：“我跟毛毛，只是朋友关系，我帮他的公司管管帐，别的事情，啥子也没有……”

杨光不动声色地望着他，问：“是这样吗？你把手拿出来。”

汤泉犹豫一下，把手伸出。

杨光问：“你的食指是怎么掉的，你以为没人知道，是吧？你在外边说，你的手指是不小心截下来的，是吧？”

汤泉不再说话。

杨光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手指，是黄毛毛砍断的，在1996年。”

汤泉已经感到，事情不只牵扯到一个何琦，公安局这次要动真格的，要把整个底牌翻过来。

杨光继续说：“你别以为你们的事情我不清楚，那是时候未到，时候到了，你，还有你知道的那些人，一个也跑不掉。”

汤泉继续沉默着。

杨光说：“好吧，你先从眼前的说，纪晓华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去的泸州？”

这句话对汤泉的冲击力极大，原因有两点：其一，杨光再点出纪晓华来，无疑泸州之事已经败露，警方很可能已经完全掌握了泸州杀何琦的真相，纪晓华很可能已经落到警方手中。其二，他知道纪晓华与杨光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纪晓华出狱之后曾跟随杨光的堂兄学过烹饪，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杨光，都要规规矩矩地称他叔叔。现在杨光点出了纪晓华，汤泉感到大势已去。

这时候杨光放出杀手锏，强硬地说：“汤泉，你要想明白，我这样告诉你，“3。19”案件、“3。25”案件，肯定是你和黄毛毛做的。机会，到现在我仍然可以留给你，说不说是你的权利。现在陈局长也在，你愿意同警方合作，就谈；不合作，我们马上赶回去。”

汤泉沉思，头上滋出了汗珠子。

杨光说：“要不要……给你最后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汤泉完全变了副模样，他对程忠实和杨光大队长说，他有几件事，如果能够得到公安方面的保证，他可以把全部事情都谈出来。

杨光说：“你摆摆看，只要是法律允许的，我们可以考虑。”

汤泉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他担心讲出实情殃及他的儿子，担心黄毛毛及其手下对他进行报复；第二，他想知道，交代之后能不能不判他死刑；第三，他做的事，与他的女朋友谷云艳，与他的舅子谷明没有关系，公安局不要处理他们。

杨光当即表态：“第一条我可以答应你；第三条，如果你做的事情，确实与他们无关，我也可以答应你。判不判死刑，我们无权回答。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把你的表现，如实反映给法院，如何判决，那是法院的事情。”

汤泉认真听完之后说：“要得，我可以交代。”

祸起萧墙，始于二弟

在汤泉交代之前，宜宾警方已把二弟宋亚平列为侦察重点。

其理由是：

一、从“3。25”现场条件看，隋文昌在隐秘地点短时间内被暗杀，应有内线。宋亚平是知道隋文昌隐蔽地的六人之一。

二、宋亚平是六人中，进出隋文昌藏匿地最频繁，最方便的人。在隋文昌被杀当天，宋亚平是进出房间唯一的人员。在出事前一个半小时，他离开的房间。

三、宋亚平在近期，因其赌博输钱问题，与隋文昌产生过一定矛盾，隋文昌曾当众骂过宋亚平，宋亚平曾散布过不满。

四、隋文昌3月19日受伤，3月25日被杀，在此前后，宋亚平与黄毛毛团伙的汤泉、于志军均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警方前期所施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主要有两个用意，一是稳住黄毛毛集团，二是搞清隋文昌内部的内线是谁。无论哪一方面有突破，也预示着整个案件会有大进展。这一策略的最大成功，就是汤泉大摇大摆地前来投案，这条线索已不折不扣按在了警方手中；而另一条线索的谜底，也就顺理成章地一幕幕揭开了——

据汤泉交代，三月初，宜宾社会的几大团伙正在紧锣密鼓地扩充队伍，购买武器，壮大力量，跃跃欲试的情形下，素与黄毛毛、汤泉交往甚少的隋文昌手下的二弟宋亚平突然打通了汤泉的电话。

时间是3月9日下午 5时。汤泉正在鲁家园沁源茶楼里打牌，他接到宋亚平的电话颇感意外。

汤泉懒洋洋地问：“二弟你找我，有事啊？”

宋亚平显得亲近，说“汤二娃，黄毛毛在不在？我有点儿事情想找他。”

汤泉眼珠转了转说：“啥事情嘛，你先跟我摆一摆。”

宋亚平说：“电话里不好讲，我只能当面跟毛毛说，事情紧急得很……”

汤泉答应帮他联系一下。

黄毛毛集团的内部关系就是这样，黄毛毛的联系方式只有汤泉知道，手下人，外边人，要找毛哥必须经过汤泉。当然，黄毛毛自己的上层关系除外。黄毛毛一般情况下也通过汤泉向手下渗透他的意图，安排下边的小弟做事情。特殊情况下亲自打电话的时候也有，但比较少见。平时，下边的小弟也很难见到毛哥，能说上两句话的更为稀少。宋亚平是隋文昌的亲信，他身边的军师、二把手，黑道上的人都很清楚。尽管隋文昌、黄毛毛表面上没有大的矛盾，二人经常共同出席一些场合，下边的小弟也多有通融，但毕竟有内外之分，心理界限十分清楚。宋亚平要见黄毛毛，这本身就是个动向，是个信号，因为此事极不正常。

汤泉给黄毛毛打电话说了此事，汤泉很谨慎，黄毛毛也很谨慎。他先问了宋亚平的手机号码，想了想对汤泉说：“你先去问问二弟，有啥子事情，喊他跟你说说。”

汤泉便打着毛毛的旗号，和宋亚平约定哪里见面，汤泉开车过去，把宋亚平接到兰鸟车上。双方都是独自行动，谁也没带小弟。

宋亚平问：“毛毛没过来？”

汤泉说：“毛哥忙得很，他要你有啥子事情先跟我说。”

宋亚平显得不高兴，说：“算了，这事情大得很，摆给你，你也做不了主的。”

汤泉出来，走到一边，再次打电话给黄毛毛。毛毛说：“你先让他回去，这事改天再谈。”

黄毛毛这时沉住了气，有意拖一拖宋亚平。

第二天下午，宋亚平显然等不得了，又打电话给汤泉，说：“汤二哥吗？我看这样，我在南门大桥女学街街口等你，你马上过来，我跟你摆一下这个事情。”

汤泉说：“要得。”

汤泉依然是那样，在女学街接宋亚平上车。他故意先不讲话，听宋亚平说些什么。

宋亚平上车，汤泉把车开起来。宋亚平沉默一阵，说：“你回去告诉毛毛，文昌好像对他不利，要他近期注意点儿。”

汤泉问：“有什么不利？”

宋亚平说：“文昌最近买了些的东西，要我喊人，要整毛毛。我感到这事情不妥当……”

这话说得可是够深的。

汤泉试探地问一句：“毛哥和文昌不错，文昌怎么会整毛哥？”

宋亚平说：“文昌这事不够意思，你不晓得，他好多事情做得都不够意思，弟兄们对他烦得很。”

汤泉没再说话。

宋亚平说：“我跟你讲的这些话，你带给毛毛。再多的，你也不要问了。”说完让汤泉停车。

宋亚平下车之后，汤泉把车开回沁源茶楼。黄毛毛一整天都在沁源茶楼赌钱。汤泉向他耳语几句，黄毛毛另找个房间，跟汤泉坐下。

汤泉就把宋亚平的意思说给了他。

黄毛毛歪着脑袋听，没表示任何态度。

这说明——第一他并不信任宋亚平的话；第二他非常重视宋亚平的话，第三他要调查宋亚平的话。

——三天之后，汤泉接到黄毛毛的电话。

黄毛毛很冒火，态度已经完全变了过去，他说：“隋文昌这个滥贼，我都没起心整他，他还要颠倒过来，约上林五这个私娃子，下手整我，他不好好想一想，我是干啥子出身。”

汤泉听着，没敢言语。

黄毛毛说：“你马上把陈剑洪、纪晓华、于志军找到一起，叫他们直接跟二弟联系，听二弟的安排。”

这样的消息，对汤泉来说跳跃性太大，他立刻感到，黄毛毛与宋亚平有过接触。毛毛已经下决心要动手了。做为毛哥的心腹，汤泉是忠贞不二的。毛哥的安排就是绝对命令，不能够怀疑，不能够怠慢，

也不能询问为什么。

汤泉马上打通陈剑洪、纪晓华的电话，把两人叫到酒都宾馆北楼。汤泉吩咐：“二弟讲，文昌要把林五约到，要整毛哥。毛哥喊你们两个，把于志军叫上，听二弟的安排。”

汤泉把宋亚平的手机号码告诉了他们。

这时黄毛毛又把电话打过来，问汤泉：“那两条双筒猎枪在哪里？拿出来交给剑洪他们。”

汤泉答应说：“要得，要得，两条枪都在我的车子上。”

黄毛毛又说：“这件事我想了想，就不要再找于志军了，叫剑洪、华华带上两个娃儿做……”

汤泉说：“晓得了。”

他把枪交给陈剑洪、纪晓华，又把毛毛的指示说了一遍。

几人在交通工具上动了些脑筋，纪晓华说：“最好能找一辆出租车，方便。”汤泉就想到了谷明。

自那时起，一场场暗杀阴谋，围绕着隋文昌展开了。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指挥这一场场杀戮的，正是隋文昌的得意弟子——宋亚平。

宋亚平参加过隋文昌的丧事之后，于31日当天便带着郝四、赵茗离开了宜宾。隋文昌集团的骨干随之或逃往外地，或在宜宾周围山区县隐藏起来。

宋亚平在隋文昌集团内部并没有暴露，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杀害大哥隋文昌的元凶。正像他曾经炫耀过的一样，文昌死后，隋文昌集团的成员都在听他的调动，下边小弟有事，也要向他请示。这一阶段，隋文昌团伙的动向，实际上掌握在宋亚平的手中。

然而宋亚平的确不是隋文昌，他没有隋文昌那样的气魄，况且，他现在正胆战心惊，由于汤泉被捕——这在社会上已不是新闻，他摸不清公安方面都掌握了什么。此刻他第一位的想法就是逃跑，别的暂无暇顾及。

隋文昌三月十九日受伤后，曾经下令，见到王辛垣团伙的骨干成员，要往死里整。

杨威手下的小弟“钓”到王辛垣手下的黑娃，打电话给宋亚平，请示要不要动手。当时宋亚平已经离开宜宾，正在北上的路上。现在隋文昌已死，他又深知其中的曲直，指示说：“现在公安盯得紧，这事情先撂一撂。”杨威照办，黑娃保全一条性命。

这足见宋亚平当时在集团内部的地位。

4月1日，杨光大队长委派袁宝昆与二弟联系，监视宋亚平的动向。这时，二弟的手机已经关机。袁宝昆通过关系人放出信息：他有事情要找宋亚平。4月3日，宋亚平从山西给袁宝昆的手机上打来电话，刺探虚实。

宋亚平假惺惺地问：“袁队长，宜宾现在怎么样？昌哥的案子查出人来没有？”

袁宝昆含混地说：“正在查。”又问，“你在哪里？”

宋亚平说：“我在外地，我出来，也在查这个事情。”

袁宝昆问：“你在查哪个？”

宋亚平停顿一下，狡猾地说：“我这里没啥子进度，过两天我就回转来。”

袁宝昆很快查清，宋亚平打电话的地点是山西省阳泉市。

恰好这天夜里，警方在屏山县看守所攻克汤泉，宋亚平的真实面目暴露了出来。

当夜，宜宾翠屏分局会议室灯火通明，于秀分局长，郑易、程忠实、杨光正在研究对宋亚平的追捕问题。现在已有确凿线索，宋亚平出现在阳泉。中心组分析，鉴于宋亚平的性格，他在阳泉滞留一段的可能性较大。宋亚平因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被判刑九年，出狱后曾在阳泉市开过两年饭馆；他的父亲也在阳泉做过生意。宋亚平对阳泉市内情况比较熟悉，在该地有朋友和关系人。从他与袁宝昆通话情况看，他并没觉察警方已发现他的问题，警觉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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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九）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第二缉捕小组北上阳泉

指挥部随即组织了第二追捕小组，委派五中队袁宝昆中队长、侦察员刘占，市局技侦支队陈力三人组成精干队伍，立即奔赴山西。

第二追捕小组4月4日出发，乘坐火车，于5日中午抵达山西太原。为了工作便利，袁宝昆先跟山西省公安厅重案处取得联系，由省厅介绍到阳泉市公安局。他们赶到阳泉时天色已晚，三人在阳泉市东方宾馆投宿。

袁宝昆是个细致人，他考虑到阳泉市城市小，流动人口相对较少，担心住旅馆时与宋亚平等人遭遇，他先询问了女服务员，近期有无四川宜宾人在宾馆居住？而后，又不放心地查看了宾馆的旅客登记薄。结果，查到了赵茗。袁宝昆负责社会面上的工作，他当然知道，赵茗是隋文昌集团的重要成员，绰号“偷油婆”。他在隋文昌赌场看场子、放水、收帐，也是个赌虫子。1999年赌博赢过一百万，曾炫耀一时。大家立刻警觉起来——偷油婆赵茗的出现，使他们信心大增。张茗不可能单独来阳泉，他很可能与宋亚平在一起。

住宿卡显示，赵茗的登记日是四月一日，已经退房，在这里只住了一天。

东方宾馆的居住条件一般，根据宋亚平等人的消费习惯，他们很可能转到了更高档的宾馆。阳泉市最好的宾馆是阳泉宾馆，袁宝昆等人第二天一早就到阳泉宾馆去调查，但没查到线索。

袁宝昆思考：从警方掌握的情况看，宋亚平等人来阳泉的时间已有五天，4月3日，他又与自己通过电话，袁宝昆担心宋亚平等人会离开阳泉，转移到其他城市。他马上与阳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对方非常重视，立即派出警力在火车站布控守侯。

袁宝昆通过阳泉的同事了解到，阳泉宾馆有一主一辅两座大楼，住宿登记薄也是分开管理的。获得这一信息，袁宝昆等人马上返回宾馆，果然在辅楼的登记卡上查到赵茗的名字。服务员说：“他们共有三人住宿，没有退房。”

袁宝昆考虑到宋亚平等人手中的枪支并未全部缴清，再次与阳泉刑警大队联系。刑警大队派来十几名刑警、特警，把辅楼所有的通道全部封琐了起来。

阳泉宾馆配合工作，派服务员打开房门，进行了秘密搜查。房内无人，但用品都在，这说明客人只是外出办事，还要回来。

当时是下午三点。

袁宝昆和阳泉的同事商量后决定，全部人员均在外边守侯。他们租用了两辆出租车，宜宾的三人分别坐在车内。阳泉方面，在辅楼门口、过道以及赵茗的住房周围，都布置了警力。

大家守侯了五个多小时，晚饭只买了些面包火腿，大家谁也没离开岗位。袁宝昆和刘占分别在两辆车上，因只有他们两个认识犯罪嫌疑人，两辆车的方向不同，能够从不同角度看到每一个走进辅楼的可疑人员。

晚上十点，外边开来一辆出租车，停在辅楼前。车上先下来两个人，袁宝昆、刘占立刻认出来：他们是郝四和赵茗。因没看到主要对象宋亚平，两人都没发信号。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宋亚平出现了。他仍坐在出租车里，看周围没有动静，才付过车费从出车内钻出。这时郝四、赵茗已走进辅楼。宋亚平小心翼翼地跟了过去。

袁宝昆一挥手，众人下车，迅速尾随到辅楼门口。

辅楼楼道很长，郝四、赵茗走到住房门前，宋亚平刚进楼道，袁昆就发出信号。他喊了声：“二弟。”宋亚平下意识地回了下头，还没反映过来，就被突然出现的几条大汉扑倒在地。走在前边的郝四、张茗被另一群人按住。

宋亚平回头的时候，一名特警从宋亚平身下抱住他的双膝，身后的特警顺势向前一顶，宋亚平来个恶狗吃食，向前扑倒。楼道里很黑，旁边又恰有个铁柜，宋亚平倒下去的时候，正摔在铁柜上，造成锁骨骨折。他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被特警把双手扭住，戴上了手铐。

抓到宋亚平、郝四、赵茗三人，第二追捕小组成员们非常兴奋。袁宝昆立刻打电话向专案指挥部报告——这天是4月6日，可以说他们是旗开得胜。指挥部经慎重研究（主要是考虑保密问题），委派侦察员温海、黄汉兵乘飞机到阳泉，与袁宝昆的队伍会合。

4月8日，袁宝昆一行五人，押解着宋亚平等三人乘火车胜利返回宜宾。

在太原转车时，利用中转间隙，袁宝昆等为宋亚平的肩部拍了Ｘ光片，进行了医务处理。

火车上，令宋亚平疼痛的不仅仅是他的肩伤，他的内心承受着不仅来自公安的重重压力——叛徒都是这样，一旦败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不再是个人，无论心理无论形象都是极难堪的。

袁宝昆路上并没审讯他。宝昆是老侦察员，知道对宋亚平这样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审讯工作要在指挥部专门制定审讯方案之后有步骤地进行。

然而，宋亚平忍受不住，在火车上便一再为自己开脱，对袁宝昆说：文昌太狂妄，文昌根本就瞧不起他。隋文昌最初开赌场时，他宋亚平曾拿出20多万元支持他。现在，隋文昌在赌业上一个月能拿到300万元利润，他宋亚平仅仅输掉60万，请隋文昌的水公司给他挡挡帐都不肯，还当着许多人辱骂他，让他跌足了面子。宋亚平甚至说：隋文昌对手下的弟兄极其吝啬，大把大把的钱全花在女人身上……说到痛处顾不得肩伤，一副义愤填鹰的样子。

秘密押解秘密审讯

宋亚平被秘密逮捕，秘密押回宜宾，除指挥部中心组及办案人员外，整个宜宾都不知晓。因指挥部从一开始就强调保密纪律，已养成良好的风气，办案人员的保密意识很强，保密工作十分到位。

按照当时的条件，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对宋亚平的看押，不出任何事故；完成对他的审讯，拿出口供；还要为他治疗肩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关押地点来说，不能把他关押在看守所，只能在刑警大队内部找条件。宋亚平回到宜宾后，先押在刑警大队的四楼办公室，后转移到技术室。

指挥部指定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薛松和李玉文的二中队承担这项特殊的任务。他们不仅要负责对宋亚平的看押，做到不伤不残不死不逃，还要负责他的安全和生活，同时还要做好保密工作，隔绝看押地点与外界、包括公安内部非专案人员的一切联系。

为此，他们排出班次，24小时不间断地看守这些特殊犯人。

宋亚平曾被判刑，蹲过九年监狱，很懂得怎样跟警方打交道，警方当然也知道如何对付他。

刑警大队备有脚镣，宋亚平押解回来，手铐、脚镣立刻戴上。为什么这样做？这是给他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要他明白，警方已经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不要有侥幸心理。

别看宋亚平在火车上是一副熊样子，那是在突然的打击下的一时失态。回到宜宾，他已经把自己调整过来，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对付警方，解脱自己。袁宝昆找他谈话，任春风找他谈话，杨光找他谈话，宋亚平一口咬定：“我什么都没做。我做的事情都已经说过了，别的，我没有可说的。”他抱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副赖相，跟警方泡上了。

其实他内心很虚弱，越是抱着这种硬抗的态度，越说明他内心的虚弱——他可以回顾一下，3月25日，他在二医院被拘留审查的时候，警方对他是什么态度；3月28日，袁宝昆找他收缴六四式手枪的时候，警方对他是什么态度；而现在，公安局派人到阳泉把他掏回来，给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他还明白？警方不掌握到他确凿的犯罪证据，是不会这样做的。

火车上，他对袁宝昆说过许多抱怨隋文昌的话，流露他的不满情绪，也是为自己开解。这说明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一个岔路口上，他现在所要判断的，是警方都知道了哪些事？他还能否躲过这一劫？他躲过去的概率能有多少？

他在垂死挣扎——袁宝昆，任春风，杨光都知道，他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垮塌下去的。

果然，宋亚平在百般抵赖之后突然转变了态度，对看守他的李玉文说：“我要见你们的老大，我要见陈国富局长。我的事情，只能和你们的陈局长直接谈。”

在这一点上他跟汤泉是一样的。像汤、宋这样的黑道人物都会这一手，他们这是要为自己留后路，找到公安方面说话算数的高级领导，也好为自己要条件。

陈国富副局长深夜赶过来，他和杨光一起，在刑警大队四楼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宋亚平。

陈国富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是清楚的。我们也清楚。只要你好好交代，与警方做好配合，我们不会为难你。”

宋亚平在长考之后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他要见家属，见见他的老婆。同时他提出，希望警方能够保护他女儿不受牵连。第二，他肩上有伤，锁骨骨折，希望能够得到妥善治疗；第三，他希望改善生活起居条件，能够单独开伙。

这三条，陈局长全部答应下来。

陈国富、杨光与宋亚平一直谈到早晨六点。宋亚平把“3。19”案件，“3。25”案件的起因和过程，基本上交代清楚了，并提供了参与这两起案件全部杀手的名单。

4月9日，根据陈国富副局长指示，宋亚平从四楼办公室转到技术室，这里的条件相对要舒服些。警方允许他买好一些的香烟抽，单独为他订了份饭。

安排宋亚平与家属见面是一件大事，警方预先做通宋亚平家属的工作，告诉她，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讲起，传出去，对宋亚平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很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危险。宋亚平夫妻见面，宋亚平也知道自己前途不卜，大哭了一场。

也是在4月9日这天，警方通知一名骨科医生，为宋亚平做了检查，根据他的伤情，为他做了锁骨钢针固定手术。

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也是因感激警方，宋亚平主动提出，他可以协助警方，抓到杀害隋文昌的四大枪手之一岳书朋。

老鬼岳书朋落网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社会上只知道宋亚平离开了宜宾，并不知道他已被捕。

据宋亚平交代，在他离开宜宾之前，新买了几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他交给了岳书朋。离开宜宾前，宋亚平曾劝岳书朋离开宜宾，去云南躲避。他对岳书朋说：“你不要再打电话找我，你就是打，也找不到我。我需要跟你联系，会给你打电话，就打这张新卡。”

宋亚平、郝四、赵茗逃离宜宾后，都在手机上装了新卡。

现在，宋亚平提出，他要带罪立功，警方当然是欢迎的。

按照杨光大队长，任春风副大队长的要求，宋亚平打电话给岳书朋，内容是事先布置好的。宋亚平拨通电话，说：“我刚刚从外地回来，我现在正在车上。已经到了金萍镇，离宜宾还有20公里。你在什么地方？”电话里岳书朋显得很高兴，说：“我还在宜宾，我在下江北。”宋亚平说：“你现在到焦七的茶馆等我，我直接到那边找你。”岳书朋丝毫也没有怀疑，痛快地答应下来。

事情进展十分顺利。

杨光把带队抓捕岳书朋的任务交给了任春风。任春风当即组织了三个中队，检查好枪支，上车出发。

这次执行任务的有一队的肖海峰，二队的李玉文，三队的周云、温海、黄汉兵一共七人，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长安面包车——为了避免暴露，动用的车辆都是地方牌照。任春风与周云押着宋亚平，同坐在长安车上，以便指认岳书朋。

一路汽车颠簸，宋亚平显得疼痛难忍。任春风感到奇怪。因刚刚为宋亚平做过锁骨固定手术，他不应该这样。任春风当时很担心宋亚平耍新的花招，可他那副模样，疼痛又不像在作假。

任春风示意司机，把车略开得慢些，他敦促宋亚平再给岳书朋打个电话。

电话接通，宋亚平说：“我马上就到。”

岳书朋问：“你在哪儿？”

汽车正过烈士陵园，司机还故意按两下喇叭。宋亚平说：“我在烈士陵园。”

岳书朋说：“你就在那儿下车吧，我到烈士陵园找你。”

任春风立刻向他摆手，指示他不要答应。

宋亚平还算聪明，立刻说：“这边不方便，还是我过去，咱们老地方见。”

任春风松了口气，从对话上看，宋亚平不像有什么问题。

打过电话，宋亚平给任春风摆了摆“老地方”的地形。任春风立刻用电话与吉普车上的肖海峰、李玉文勾通了信息。

两车拉开些距离，到达约定地点后，分别停在不同位置，对现场进行全视角控制。

这时节，宋亚平所说的那个杀手并未出现。

时间不长，岔路上走来一个人，斜插着过马路。

宋亚平指了指说：“那个人就是岳书朋。”

那人已经走得很近，任春风立刻把宋亚平的头按下，避免被对方发现。

任春风使了个眼色，周云猛地拉开面包车车门，第一个冲了出去。与此同时，吉普车上肖海峰、李玉文等人举着枪，迅速冲过来。

岳书朋看到形势不好，掉头就跑。

几人围追过去。周云抓住他的衣服，岳书朋来个金蝉脱壳，甩掉外衣再跑——没几步，就被刑警们扑倒，带上手铐押到吉普车上。

捕人时，警方带来黑布头套，抓到岳书朋立刻用黑布头套套住。周围人只知道有人被抓，弄不清被抓的是哪个。

回到公安局，宋亚平提出，他的伤仍然疼痛难忍。任春风再次请来医生为宋亚平检查，结果发现，他不仅摔断了锁骨，肋骨也断了四根。在太原照Ｘ光片时，由于宋亚平没觉出肋部疼痛，没做彻底检查。医生对他的肋伤做了妥善处理。

此后，宋亚平又交代出，他还有一支仿六四手枪，离开宜宾前，放在他的“干亲家”焦七家中。他曾告诉焦七，这件东西除了他宋亚平本人，任何人不许乱动。

4月10日下午，任春风令宋亚平给焦七打电话。

宋亚平说：“老七啊，我早就回宜宾了。我这里有事情，走不开。我叫我一个兄弟过去，把那件东西拿过来。”

焦七问：“啥子东西？”

宋亚平说：“前几天我走的时候交你的那样东西，我说过，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动的？”

焦七说：“晓得了。”

宋亚平说：“我告诉你我的兄弟穿什么样的衣服，不要搞错。”

侦察员温海穿着便服，就站在他跟前。宋亚平按照温海的衣着讲了一遍，又说：“我回宜宾的事情，你跟谁也不要讲。”

焦七说：“这个我晓得……”

温海戴上墨镜，化妆过去，把那支六四手枪取了回来。

随着宋亚平、岳书朋的落网，这一起震动宜宾、震动四川乃至造成全国的黑社会火并案，终于揭开了盖子，大白于天下。

季克俭广东得手

季克俭跟随四川省厅的王强、胡勇抵达广州后，在广州省大案处的支持下，全力展开侦察工作。

他们通过民航局进行调查，证实了早先的判断，纪晓华、陈剑洪未坐飞机。

进一步排查，第一追捕小组终于发现，纪、陈二人曾在越秀中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一带出现过，活动范围较广。

王强，季克俭等人与广东省厅大案处黄山科长，广州越秀区分局尤树强副局长、刑警大队刘锡秋副大队长一起研究，确定了工作方针。根据犯罪嫌疑人生活条件优越，外出一般要住高级宾馆饭店，出入高级娱乐场所的生活习惯，对目标区域内的所有的高档宾馆、饭店及娱乐场所遍地开花，逐一查找。凡是四川宜宾来广州的旅客，全部纳入他们的调查范围。

此时，宜宾警方已掌握了一条新的线索——黄毛毛团伙主要成员的眷属，包括黄毛毛的妻子、汤泉的女友，陈剑洪的妻子和母亲等一行十几人（全部是女性），于 3月17日起程，参加“新马泰港十五日游”，4月初返回国内，目前滞留在广州。

由此可以推出两点结论：一，黄毛毛深知与隋文昌的火并中可能引起众多的事变，提前安顿好他和骨干人员的眷属，把她们送往国外避风；第二，陈剑洪在成都接电话后，立即决定前往广州，可以有一个新的解释，他要与家属会面。

郑易及时把指挥部的意见传达给第一追捕小组。

王强、季克俭立即与广东警方研究，决定采取新的措施，第一，对前来广州的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旅游团，一律进行审查；第二，对出国旅游归来的四川宜宾籍女性，进行审查。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4月7日，他们有了第一个重大收获——在广州大厦，查到了陈剑洪的老婆申莉的登记卡，她和汤泉的女友谷云艳住在同一个房间。登记记录是：4月1—3日，登记房号为2705号；4月3—7日，转到2719号房间。

经过核对，2705号房间在申、谷二人调房后，住进一女客，与宜宾无关。申、谷二人仍在2719房间居住。

省厅大案处叶正清和王强、季克俭等人一起，与大厦总经理取得联系，得到了总经理的支持。当时广州正在召开人代会，广东大厦是四星级宾馆，居住会议代表约400人。为了不影响会议代表的正常起居，他们没有轻易惊动目标人。总经理把保卫处的职员召集起来，启用闭路电视监视系统，把所有的监视器均对准该房间及门前走道，24小时进行监控。

叶正清向广东省厅大案处汇报，请求增援。省厅、广州市局立即调集20余名武警，进入大厦保卫部，全副武装集结待命。越秀分局的刑警配合此次抓捕工作，身着便衣在广州大厦几个出口，包括电梯出口进行了布控。

晚上11点多钟，陈剑洪果然出现了，他与三个女人一路，从外边回来，进入2719房间。

但第一目标人纪晓华并未出现。2719室内是否有纪晓华，纪晓华是否外出均不明朗。

为完成抓捕纪晓华、陈剑洪二人的既定任务，他们暂时未动陈剑洪。放出长线，进行监控，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根据新的情况——两个目标人仅出现一个，制定了新的措施，把警力分为两个行动小组。为防止目标人外出走脱，安排了专人专车，负责跟踪控制，以做到万无一失。

当天夜里，陈剑洪和三个女子均未走出房间。

深夜两点，警方侦察员化装成管道工，以检查水管漏水为名，进入房间。室内人员已经休息，未发现第五人。

因已查实，房间内没有纪晓华。季克俭连夜请示宜宾指挥部，得到了明确指令，对陈剑洪等犯罪嫌疑人适时进行抓捕。

警方立即进入临战状态。他们严密部署，在楼道、电梯口、包括紧急出口，全部由刑警带领武警把守。因广州大厦住有人大会议的代表，2719号房间两侧又都住的台湾人，为减少负面影响，他们决定智取。

抓捕工作由黄山科长指挥。叶正清、季克俭带领两名武警守在房门两侧，耐心等待。按照第一方案，计划在他们外出开门时，出其不意将其抓获。叶正清、季克俭未携带武器，准备徒手擒拿；两名武警射手做好射击准备。如果对方武力反抗，当场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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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二十）
来源: 重大刑事案件纪实文学  

宋亚平倒戈

大家从凌晨三点，一直守侯到早上六点，里边的人毫无外出的迹象。

警方决定实行第二套方案：用重新配制的电子卡开门，冲到房间里实施抓捕。

早七点，警方打开房门，王强冲在最前边，刑警、武警一涌而上，制服了陈剑洪。

室内，陈剑洪和他妻子住一起，谷云艳和另一个女人住一起。这次行动，动作较小，没开一枪，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任务。

侦察员对房间进行搜查，未发现枪支。

警方将陈剑洪、申莉、谷云艳带到越秀分局进行突审，王强担任审讯工作。季克俭带人在广州大厦2719房间秘密守侯至第二天中午12点，仍未发现纪晓华，也未发现其他可疑人员。

陈剑洪十分顽固，突审一天，陈拒不交代。审讯申莉，申莉交代出，纪晓华曾经和他们在一起。申、谷参加新马泰港旅游回来，在广州与陈剑洪、纪晓华会面。七日中午纪晓华离开。她不知道纪晓华去了什么地方。

4月10日，季克俭经请示宜宾专案指挥部，按照指挥部指令，于当天乘飞机，把犯罪嫌疑人陈剑洪、申莉带回宜宾，交专案组继续审讯。

按照二弟宋亚平的说法，直接导致他倒戈的原因，是隋文昌对不起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隋文昌不仅不帮助他，反而落井下石，无情无义。

宋亚平赌钱输掉60万元，欠下一笔水债，超过了他的偿还努力。他请隋文昌的水公司帮忙，隋文昌不仅不同意拿钱为他扛债，还在大庭广众面前呵斥他，责骂他，使他丢尽脸面——总之是这件事使他怨恨，让他失望。

其实人心叵测——人之复杂，你很难辨析，它能衍化出多少种色彩。分析一个人，常常比分析一个案子要困难得多。

或许赌债是根本原因，宋亚平有奶便是娘，为了还清这笔债务，他不惜出卖隋文昌，投靠黄毛毛。或许，赌债只是个借口，背后隐藏着宋亚平长期对隋文昌的不满，隐藏着他的祸心和野心。

二弟没有隋文昌那样的狂气，也不如黄毛毛狠毒，他单凭自己的本领，是撑不起一片天地来的。但他有个灵活的头脑，能够见机行事，又有个如簧的舌头，无论与文昌大哥共事，还是和下边的小弟周旋，都能左右逢源，不招反感。

倘若在黄毛毛手下，他能混到什么地位很难讲；但在隋文昌集团，宋亚平确实如鱼得水。其原因有两点，一是隋文昌集团组织结构松散，二是隋文昌本人过于自信，用人上大咧。故此，宋亚平能在两年的时间内，爬到二弟的位置，成为隋文昌身边最走红的亲信。不过，隋文昌用人，变换的也快。今天你是二弟，明天文昌看你不顺眼，心里一烦，你就可能下野，你就什么都不是，甚至会被隋文昌撵出山门。像宋亚平这样的委蛇奸诈之人，岂不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

二弟在火车上对袁宝昆说，隋文昌的博采业，有他半数功劳。他羡慕隋文昌开设赌场，日进斗金，垂涎隋文昌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在隋文昌被追杀的日子里，宋亚平这样对杀手岳书朋说过：“文昌一死，我就是大哥，文昌手下的弟兄，都听我的招呼，你跟着我，不会有亏吃……”宋亚平有此报负，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但他确实如此向岳书朋炫耀过。

二弟又不是一个能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人，他是个“偷”者，走一步，看一步。属于那种见风使舵，借力打力的家伙。宋亚平平生所做气魄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这次出卖隋文昌，倒向黄毛毛。于他来讲，无论前景怎样，此旗一举，也是无法回头了；于宜宾黑道来讲，这如同起爆一枚重镑炸弹，把社会上几大团伙统统炸了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就当时来说，宋亚平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艰难的。无论如何他是隋文昌的心腹，几天前，隋文昌还派他和郝四到成都买枪。隋文昌“怒斥”宋亚平之后，对他照样信任。3月19日隋文昌第一次遭枪杀，仍把自己身家性命交给宋亚平安排。3月22日他转移到秘密地点，仍把宋亚平带在身边——这说明隋文昌始终没怀疑过二弟。

在这种情形下宋亚平出卖大哥，就显得极不仗义，毫无道理。

——那么，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简单地说，是钱。宋亚平的手头太缺钱，他又确实需要一大笔钱。60万对宋亚平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宋亚平重视家庭，热爱他的妻子女儿。他自己说，他家的积蓄，总计不过几十万元。在赌场亏下这么大的窟窿，他束手无策，走投无路。这此种情况下，回想起办赌场时他所谓的“投资”（很难说有无此事），对比起他与隋文昌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异，在心理上产生落差和不平衡感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昌在沁源茶楼斥责宋亚平滥赌，虽有抱怨成分，但也包含着袒护的意思。事后隋文昌还拿出三万元为他扛帐。只不过这三万元距宋亚平的胃口是太远了些。

于是，在宋亚平精心考虑之后，他被公开“训斥”这件事，就成了宋亚平倒戈的直接借口。

事实上正是这样——3月9日，也就是隋文昌在沁源茶楼大骂宋亚平的第二天，宋亚平便打电话给汤泉，称：他有急事要见黄毛毛。

黄毛毛没有见他。

事隔一天，宋亚平屈尊与汤泉会面，说出隋文昌买下武器，要他找人整（杀）黄毛毛那样的话，并暗示隋文昌可能与林五有联系。说得半吞半吐，将言又止，神神秘秘的样子。

汤泉向黄毛毛如实做了汇报，多疑而生性残忍的黄毛毛果然坐不住了。

在汤泉与宋亚平见面的第二天，黄毛毛直接打电话给宋亚平——他在汤泉那里留下宋亚平的手机号码。

“二弟吗？”黄毛毛说，“我想问你些事情，你到我这里过来一下，我在酒都宾馆北楼等你。”他说了哪个房间。

二弟受宠若惊。平时黄毛毛只与隋文昌这一级别的人物打交道，二弟在他眼中只是个马仔。毛毛说话如此客气，是不多见的。

宜宾中区方圆不过两平方公里，过来十分方便。

黄毛毛的房间在北楼最里边。二弟来到时，看见楼口站着几人人，像是黄毛毛手下。进了房间，却只有黄毛毛一个人在等候他。

这又是一种待遇，说明黄毛毛对他的重视，也说明他向汤泉透漏的风声已经奏效。

宋亚平坐下，黄毛毛开门见山地说：“二弟，你让汤二娃捎的话，我晓得了。我叫你来，就是为了把话摆得更清楚些。”

宋亚平说：“没更多的可摆，要说的我都讲给了汤泉。”停了停他说，“我就是弄不明白，文昌跟你，是不是有啥子事情过不去，你要不要找他摆一摆？”

黄毛毛说：“我跟他……有啥子事情嘛？”

宋亚平说：“文昌好像憋着些火头，你自己小心。”

黄毛毛停顿一下，说：“二弟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给我讲，这里就我们两个，说到了，旁人也不会晓得。”

宋亚平仿佛迟疑一下，说：“隋文昌买了10万元的家伙，怕是要拿来对付你的。”

黄毛毛冷笑了，说：“这我倒知道。文昌太不晓得事情，我告诉你，老子要是整他易如反掌。老子的武器比他的多，比他的先进，我这里马上就可以拉起一支突击队来。”

宋亚平立刻说：“你不要冲动，我再去劝一劝文昌，劝不下他，我晓得通知你。”

黄毛毛说：“要得。”

两人都坐着没动，宋亚平没有告辞的意思，黄毛毛也没打算送客，他们的话只说了一半，还没谈完。

黄毛毛停一下说，“二弟，我知道你这几日手头不大好过，赌钱蚀了本。你差别人多少钱？”

宋亚平说：“有60万。”

黄毛毛问：“都哪些人的钱？”

宋亚平把他欠下水帐的人，包括于志军，一一讲了一遍。

黄毛毛说：“我这几天就去收钱，收到，你拿去还帐。”

宋亚平怦然心动，他料定这步棋走得对了——他把形势说得严重，就是为了把隋文昌在黄毛毛这里卖上一个好价钱。黄毛毛就是黄毛毛，办事畅快，这的确不是隋文昌能够相比的。

谈话结束，毛毛拿出一万元，交给宋亚平说：“这钱你拿着先用，别的方面等我收了款子再帮你。”

两人分了手。

这次谈话，看似平静，其实已经把后来的一切都规定了。宋亚平无法罢手，黄毛毛也无法罢手。这份买卖，这天之后一连串的拼杀，它的“起步费”其实很少，仅仅一万元。

第一次追杀

黄毛毛并非一介武夫，他有他的思维方式，也有着能够帮他做出决断的若干智囊人物。黄毛毛周围有三类人，一是高层巨富，黄毛毛着实有几位这样的朋友；二是熟悉公安又熟悉黑道的军师团；三是手下的小弟，也就是他的杀手队伍。黄毛毛决策某件事，决不会直接征寻他们的意见。他会依照他自己的思路，问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或者打些什么比方，其实他是在核实他的某种印象，然后突然就会做出决定。

关于隋文昌，宋亚平传来的信息的确打中了他的要害。即使没有宋亚平，他也感觉到这个人是越来越讨厌了。他厌恶隋文昌的霸道，也担心隋文昌的实力增长过于迅速。他犹豫不定的仅仅是——要不要现在就把隋文昌当作敌人。

宋亚平加快了这个步伐——黄毛毛的心理天平倾斜了。

然而，事情重大，黄毛毛还是愿意再做一番调查的。这就像自贡袭击案发生后，黄毛毛曾对告密者和参加者做过缜密的调查一样。他的调查方式很特殊，他需要去询问一些事情，但最主要的，他要凭借自己的感觉和印证。

黄毛毛不动声色地来到沁源茶楼。他是这里的常客，过来赌钱也是来消费，他是隋文昌的主顾。依照他与文昌的交情，他在这里见到隋文昌，文昌应主动与他打招呼——然而这次，两人见面一对眼神，隋文昌就把目光错开。两人尴尬地站了站，黄毛毛哼哼哈哈没说话，隋文昌支支吾吾也没说话，居然就这样肩擦肩地走了过去。

倘若没有宋亚平的“告密”，黄毛毛只会认为隋文昌跟谁怄气，心情不好而已。然而，他揣着那样一个想法，感觉上就不一样了。他认定隋文昌心里有鬼，那双目无定睛的小眼睛，不敢正视他。

打牌是次要的，黄毛毛冥思苦想许久，越想越觉得宋亚平所说可靠，越想越觉隋文昌早已包藏杀心——他甚至觉得，今天晚上隋文昌就有可能对他动手。

黄毛毛有强迫症，他的心里不揉沙子。对林传金这样，对隋文昌也是这样。

三天之后，黄毛毛再次打电话，把宋亚平叫到酒都宾馆，第二次单独与他见了面。

仍是晚上，不过，这次黄毛毛把他叫到北楼一个酒吧的单间里，依然没带小弟。

黄毛毛问：“怎么样，你劝文昌，劝好没有？”

宋亚平说：“不管事了。”这次宋亚平的心态又与上次不同，他的屁股进一步挪过来，对黄毛毛说，“二月份，文昌就准备了武器，他对我讲过，他在宜宾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你黄毛毛。前些日子，他派我到成都，买了批六四手枪。买枪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干啥子用的。后来，文昌喊我，叫我到外地找人，要整死你。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平时对你，都有评价，文昌这样干，太过分了。我劝他，他不听，还跟我喊：你要是找不到人，就不消找了，我另外再去安排……没有你，我还做不得事情了不成？”

黄毛毛看着他冷笑，并不接茬，问：“上次你跟汤泉说，文昌见过林五，有这回事吗？”

宋亚平说：“我没直接看见文昌和林五会面。不过，文昌打电话从不背我，最近有几次，我走进来，他立刻就把电话挂断，我怀疑，他在和林五通话。”

黄毛毛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他提不得林五，打不死的林传金是他心里的病。

在黄毛毛的记忆里，林五是在“九月打击”之后消失的。

去年三月，一把匕首插进林传金的脑袋，没把他杀掉，八月林传金就给他来个自贡袭击，险些害死他。黄毛毛惊魂未定，他又派人把他的司机打成瘫痪。黄毛毛对林五的人也没客气，先杀掉杜十眼，两次枪杀七鼓眼未成，12月又把李闷墩打爆了脑袋。

林五失踪后，曾在社会上放话，要按黑道上的办法解决他和黄毛毛的问题。这等于公开宣战。林传金又失踪半年光景了，按照规律，他又该杀回来了。

黄毛毛对林五的消息一向重视。初冬时节，有消息说林五在海南，黄毛毛宽松些；后来又有消息，说春节期间林五要回宜宾，黄毛毛着实紧张过一段；再后来有确凿消息，林五去了北京，在石景山一带活动。黄毛毛派遣纪晓华、陈剑洪等人到北京“旅游”，秘密寻找林五，在北京敲掉他。此时又传来消息，说林五已经秘密返回了宜宾……

二弟也深知林传金是黄毛毛的心病。二弟是什么人，他要挑唆黄毛毛，就得朝他的心窝子里狠狠地戳。

两人从晚上九点一直谈到凌晨一点，毛毛听得够了，他心中的杀戮之火已经点燃，这把火他冷静地过滤过，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一旦下了决心，无论什么力量都无法再改变他。

黄毛毛冷笑地说：“二弟，你给我提供下文昌的地点，我马上安排人把他搞定。”

宋亚平心里一惊，他的目的是想把黄毛毛鼓动起来，但他并不希望这样快，他更不希望在一个晚上就把隋文昌解决掉。

他说：“这件事先不要急。”

黄毛毛不听他的，说：“这事情，不消你管，由我来安排。你马上过去，把隋文昌钓出来，把他约到滨江路上。我们现在就走，先过去看好地方，今天就把他做死。”

这时已是 3月14日凌晨一点。

由酒吧向外走的时候，宋亚平才发现，雅间外边，坐着黄毛毛的一个马仔。那人一言不发，黄毛毛出来，他站起；黄毛毛和宋亚平朝外走，那人跟在身后；两人上了黄毛毛的宝马车，那人走过来，也一起上了车，宋亚平心里毛骨骨的。

夜已深，路上行人稀少。黄毛毛驾车，开到滨江路，放慢了速度。他为宋亚平指定了一处地方，说：“你过去，就把文昌约到这里。下车后，你走到车子前面，我的人就开枪。”

然后，黄毛毛开车继续向前走，把宋亚平他放到中山街林家巷子口上。下车前黄毛毛再次叮咛说：“你半小时左右把文昌约过来，我的人半小时之内全部赶到。”

宋亚平心里直打寒战，他到现在才明白，黄毛毛是个魔鬼，跟魔鬼打交道等于玩火——黄毛毛决定要杀某人，只在几秒钟之内，弄得他连个反转的余地都没有。

宋亚平下了车，黄毛毛立刻打电话给汤泉。汤泉在宜宾大酒店，已经睡下。毛毛说：“你马上出来，我有事和你说。”

黄毛毛把车开到宜宾大酒店，汤泉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

毛毛说：“你马上通知陈剑洪、纪晓华到滨江路，带上家伙。半小时之内，二弟要把文昌约到滨江路去。你叫剑洪他们在路边的草头头上隐藏好，他们两个一到，就把文昌打翻在那里。”

汤泉却不觉惊讶，他了解黄毛毛，早已有所准备。

“要得。”他说。

黄毛毛继续说：“你告诉剑洪，打掉文昌之后，一定要用车子把文昌拉起，把他从高速公路的岷江二桥上甩下去。听明白没有？”

汤泉说：“明白得很。”

汤泉当着毛毛的面打电话给陈剑洪，问：“你们在哪里？”

陈剑洪并没睡，正在外边逛，他说：“我在农贸市场后边的沿江路上。”

汤泉问：“你和谁在一起？”

陈剑洪说：“有纪晓华和他的小弟雷向军，我们在车子上。”

汤泉说：“你在那儿不要动，我过去接你。”

黄毛毛、汤泉一起开宝马车过去，与陈剑洪几人汇合。黄毛毛引他们来到南门桥，为他们指定了地方。陈剑洪他们埋伏起来，专等二弟和隋文昌的到来。黄毛毛和汤泉离开。

走在街上，宋亚平就感到此事情不妥，黄毛毛这么快就要打死隋文昌对他不利。虽然隋文昌的死活与他并无干系，但黄毛毛许给他还赌帐的现金却还没兑现。他不踏实，也不愿这么快就把棋下完。

你黄毛毛是人物，我宋亚平也不是面捏的瓜，咱们谁也别想玩谁——宋亚平心里自有蔫主意，他根本就没去约隋文昌，独自在街上转了半个小时，悄悄回到滨江路。

他看见方才黄毛毛指定的地点停着一辆红夏利车。他走过去，看见河边的栏杆前站着三四个人，其中有纪晓华。

宋亚平并没跟他们打招呼，而是走到对面街上，找个背静的地方给汤泉打电话。

宋亚平说：“我要找毛毛讲话。”

汤泉刚刚回到宜宾大酒店，只好马上跟黄毛毛联系，一时没有联系通。

此时，宋亚平来到不远处的彩虹桥茶楼，要了壶屏山绿茶，悠闲地喝着，专等黄毛毛把电话打过来。又半个小时过去，宋亚平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他从茶楼出来，打了辆出租车，回府了。

宋亚平到家之后汤泉的电话才打过来，说：“黄毛毛问，为什么文昌没有出来？”

宋亚平说：“我找他就是要告诉这件事，情况有变化，文昌联系不上……不过，这没有关系，今天不行还有明天，明天我想办法约到他。”

汤泉无奈，只好通知陈剑洪他们，撤了回去。

第二次追杀

尽管宋亚平举出种种例证，说明隋文昌要整黄毛毛。社会上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宋亚平的一面之辞。汤泉在后来的交代中也说：隋文昌那边的全部情况，都是听二弟讲的。毛毛单两次独见约见了二弟，也是听他一个人说。到底有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都讲不清楚。

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宜宾这一锅混水，都是二弟搅起来的。

从种种的现象上，看不出隋文昌有除掉黄毛毛的打算。言语上或许有，这与他骂骂咧咧的性格有关，与他近日对黄毛毛不满有关，也与他对黄毛毛熟悉有关。毕竟“不满”与“杀人”，还是远隔着许多层次的。

有这样一些佐证：

第一，隋文昌第一次遭枪击后，冥思苦想了六天，应该说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仍然没有怀疑到黄毛毛。这说明，他并未对黄毛毛动过杀心，否则，从逆向推理他也应感悟到这一点。

第二，隋文昌对外，从未使用过暗杀手段。他巩固、扩大地盘，多为手下打出来的，而不是杀出来的。他比较喜欢“明着来”，不像黄毛毛，是搞暗杀的行家。

第三，隋文昌指派手下到成都买枪，目标不应该是针对（暗杀）黄毛毛本人。这从他买回枪支，就在社会上公开亮相，大肆宣扬，以增加他的威慑力的做法，已得到证明。

第四，依照隋文昌大轰大嗡的性格，他不大可能单独支派宋亚平到外地找人来“做掉”黄毛毛。这一点，可以认为是宋亚平的杜馔。一，隋文昌不不至于如此手下无人，身边仅剩一个宋亚平；其二，宋亚平还没“红”到这份子上；其三，隋文昌做事并不鬼祟，真有此事，不可能除宋亚平之外谁都不知道，未透一点风声。

第五，隋文昌与林传金联手杀黄毛毛的可能性极小。其一，依隋文昌的狡猾与霸气，他不会为了林五的利益而左右与黄毛毛的关系；其二，林五与黄毛毛、隋文昌的关系，林五与黄毛毛近，而与隋文昌比较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