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精彩回顾连载 刑侦一号案--悍匪白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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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一号案-悍匪白宝山（一）

刑侦一号案-白宝山（一）

估计很多读者看过2002年首播的一部由丁勇岱老师主演的26集电视剧《中国刑侦一号案》，专门讲述新中国的一号刑事案件，白宝山案。丁勇岱老师在剧中把一个心狠手辣，行事独断跋扈的白宝山演绎的淋淋尽致。如果读者还没有看过，可以去看看，非常值得一看。

丁勇岱老师饰演的白宝山：

电视剧中的白宝山办事果断，出手狠毒，从不拖泥带水。也展现了白宝山有情有义的一面，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文艺创作，是为了丰富剧情而已，真实的白宝山，几乎只有狠毒和跋扈，除了对待母亲、儿女和情妇谢宗芬，他还表现出一点亲情或者怜悯，对于其他人，包括狱友、警察、路人，甚至是自己的同伙，他都痛下杀手，表现得十分的毒辣。

1958年11月6日，白宝山出生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北京钢铁公司的职工。

1960年，3岁的白宝山的父亲病逝，母亲由于生活艰难，将白宝山送到老家河北省徐水，随后改嫁。

1971年，14岁，白宝山回到北京，上了小学一年级，同学都是六七岁，只有自己十四岁，这让他很自卑，自尊心收到极大的打击，也因此变得寡言少语，不合群。

1973年，16岁，因为年龄带来的自卑和不合群问题，白宝山无心学习，选择了辍学，到一家街道开办的酱菜厂打临时工。

1976年，19岁，他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个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局势，我国存在民兵组织。在一次厂里搞的实弹射击活动上，他喜欢上了枪，达到了迷恋的地步。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枪械，一下班就背着借来的气枪到附近的林子里打鸟，而且打的很准，附近林子了的鸟几乎被他打绝种了。在我查询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可能此时他内心深处就开始萌发了对暴力的迷恋。

真实的白宝山：

1981年，24岁，他结婚了，妻子是同一个工厂的同事，并于次年1982年生下一对龙凤胎。

他的人生轨迹到这里来看，好像从童年的不幸中慢慢走出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截止到这里，除了对枪的迷恋，他也没有做其他很出格的事情。

然而，他的犯罪生涯开始了。

1982年12月，他与同伙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10元；

1982年12月，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110元；

1983年 1月，他与同伙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500元；

1983年3月8日，他因盗窃被逮捕。

1983年9月9日，因抢劫、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此时他26岁。

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的坐牢，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等着出狱。

但是，意外又来了。

1985年，在服刑2年后，刑期还剩下2年，但是此时以前的同伙为了减刑，供述了白宝山犯下的、尚未被公安机关侦破的案件。如下：

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事主头部，致使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也正是这次作案，让盗窃案升级为抢劫案，金额不大，性质很严重；

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石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

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1983年1至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销赃得款500元。

这些案件的金额累加起来，在当年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加几年刑期是难免的。但是更要命的是偷玉米被发现，进而打伤物主，这是抢劫，不再是偷了。

于是，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判白宝山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也就是说，本来1987年就可以出狱，但是现在刑期延长，要到1997年才能出狱。最后他的刑期是自1983年3月8日至1997年3月7日。

刑期延长前，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逆反心理，毕竟确实偷东西了，认罪认罚。但是同伙为了减刑，供述了自己，这就让他很不服气了。同样是作案，同样是被抓，大家均分赃款，凭什么他能减刑而自己要加刑呢？他不服。

本来数着日子还有2年就能出狱，见到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可爱的龙凤胎，日子还有盼头。可能他也想着出狱后老实过日子，毕竟有了家，不能让孩子再经历自己那么不幸的童年。可是本就很难熬的刑期突然被加了11年，他觉得自己被当做了同伙的投名状，自己承担更重的惩罚来换取同伙的减刑，他更不服。

不服归不服，还是得老实坐牢。

1991年，34岁。他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同时，按照规定，北京户籍地注销了他的户籍。到新疆后，他成为一名“零星犯”。所谓零星犯，就是被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和时间可以和狱友交流，服刑期间的管教没那么严格，不用准时参加劳动和思想教育。怀着强烈的不服和对社会的怨恨，他努力学习枪械知识，为以后的报复活动做准备。有枪的同时还得有子弹，一把枪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子弹是个消耗品，得多储备些。

他的任务是放牧，监狱有自己的牧场，跟平民的牧场相邻。有时候牧民的羊群跑到他工作的牧场，他会把这些越界的羊群扣下，要求牧民用弹药交换，用这个手段积累了很多各类子弹。

1993年，36岁。当年初，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一年，差不多1996年3月份他就可以出狱了。

怨恨判罚不公（他自己认为不公，但是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判罚是公正的），生性孤僻，爱好暴力，这些因素很容易催生一个杀人犯。

他也果然杀人了。

1993年9月，他跟狱友李宝玉因为生活中的矛盾闹得水火不容。时间一久，他萌生杀心。本来就有报复社会的心理，也出于练胆的需要，他准备杀了李宝玉。某天，在又一次争吵后，他反常的没有放狠话，而是在冷静下来后假意诱骗李宝玉，趁其不备将其锤杀，然后将尸体埋在山上事先挖好的坑内。并在事后报告监狱说此人失踪。监狱在调查后认定白宝山成为最大嫌疑人，但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及死者尸体，也没能拿白宝山怎么样，此事之后不了了之。不过在调查期间，狱方在牛棚顶棚上搜出白宝山藏的95发步枪子弹及手枪子弹，白仅对此事做了交代。我很好奇，95发步枪子弹及若干手枪子弹，这是大案重案的作案资料规模啊，居然就这样没受到任何惩罚。

1994年，37岁。当年3月20日深夜，白宝山跟狱友傅克军因为累积的矛盾再一次争吵。之前已经杀了李宝玉，并且调查也不了了之，也不在乎多杀一个。于是，他用铁榔头将熟睡的傅克军砸死，同样埋入事先准备好的坑内，然后烧掉染血的死者的被子、褥子、枕头，然后故技重施，蒙混过了监狱方的调查。但是这次有人报告看见白在清晨烧被褥，白宝山的嫌疑巨大，不过在接受狱方调查时，他一直拒不承认。由于最后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死者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又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这次白宝山被惩罚了，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

1996年，39岁。当年3月7日，白宝山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

恶魔出狱了。

同年3月12日，他回到了北京，随他一起回北京的，还有95发步枪子弹和50发手枪子弹，这些都是他服刑期间用各种手段从牧民那里搞到的。

回到北京后，他去派出所办理户口。在沟通过程中，可能由于当班民警有点傲慢，这让白宝山更不爽了，也由此产生了对警察的憎恨。

回到北京后，他批发了一些剃须刀在西单、香山、八大处等地摆摊销售，但总是被城管惩罚、没收，这让他再次受到刺激：我就是求生而已，你们为什么要针对我？是的，他还是觉得城管、社会是在针对他。

他入狱后，生活所迫，妻子带着龙凤胎改嫁了。他偶尔会接到孩子的电话，孩子哭诉继父对他们不好，家里也挺穷的。白宝山虽然残暴，但是对孩子的爱是真的。不过他爱的方式不太对劲，他要抢劫，抢来的钱给孩子买房买车。是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抢劫。你们抓我去坐牢，这么多年我没挣到钱，老婆孩子还离开了，我没有钱孩子就不能过上好日子，社会还这么针对我，我要拿回属于我的钱，这是你们应该给我的补偿。逻辑就是这么混蛋。

要抢劫就要有武器，子弹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搞把枪。

1996这一年，白宝山38岁，这一年他刚回到北京，也是他穷凶极恶的罪行爆发的一年。这一年他光抢劫枪械这一条所犯下的罪行，就令人发指。

1996年3月31日，21：40，北京市石景山高井热电厂，他用铁棍砸伤一名值勤的武警战士，抢走无子弹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把；

1996年4月7日，23：15，北京市西山八大处附近的装甲兵司令部，向一哨兵连开两枪，未抢到枪或子弹，受伤的哨兵抢救及时脱离危险；

1996年4月8日，0：15，距上一次作案仅一小时，乘坐一辆宝石蓝色无运营证的出租面包车，在高科技园区实兴大厦附近遭遇正在巡逻的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6名巡警，双方发生枪战，白宝山击伤4名巡警后逃窜；

1996年4月22日，1：45，北京市丰台区八一射击场，两枪打死哨兵一名，由于哨兵只背着空枪套，没有抢到武器；

1996年7月，认识了四川籍女子谢宗芬，两人同居，并挟持谢宗芬一起作案。毕竟，遇到盘查的时候一个释放分子更可疑，有谢宗芬在一起，是个很好的掩护，也是个帮手。

1996年7月，来到老家河北省徐水县，侦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高炮团弹药库附近的人员、地理情况，并于当天返回北京；

1996年7月24日，徐水，将武器埋藏到兵营附近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事毕返回北京；

1996年7月26日，第三次来到徐水，7月27日凌晨1时，枪击三名哨兵，两死一伤，抢走81-1自动步枪一支。逃窜后将武器掩埋在铁道边一个小砖窑边，然后返回北京。

1996年9月初，与情妇谢宗芬一同到徐水取走“81-1”式自动步枪及全部子弹，将另一把“五六”式步枪重新掩埋好；

此时他有了两把枪，一把“五六”式步枪，一把81-1式自动步枪，子弹若干。而为了这两把枪，他作案8起，杀了3名军人，打伤9人。

枪有了，子弹也有了，终于要开始正式抢劫了。

1996年12月16日，12：20，德胜门烟市，蒙面枪杀一名女摊主，抢得65170元，并击伤街上的3名男子。迅速逃窜至附近一个垃圾场，把钱、枪、抢来的包分别掩埋在垃圾场的几个角落，然后从容地骑车到附近市场为其情妇批发了一些袜子。

这心理素质，服。

此时他已经杀5人，伤12人。

1996年的六万五千元，绝对是一笔巨款，要知道那时候大家都还在争取当万元户，白宝山一下子就完成了6.5个人的梦想。

但是他没有收手，他不满足。

在北京作案太多，且抢枪的过程中打死打伤的都是军、警，性质十分恶劣，抢劫钱财的金额极其巨大，性质也十分恶劣，因此警方十分重视。警方在侦察抢劫现场之后发现打死受害者的枪正是之前被抢劫的枪械，更重视了。白宝山察觉到北京的侦察严密，气氛十分紧张，他打算换个地方再次作案。

他想到了曾经服刑的新疆。

1997年，白宝山40岁。

春节后，白宝山与情妇谢宗芬来到新疆石河子市147团，找到原来的狱友、盗窃犯吴子明，白宝山提出“一起干点大事业”，劣性难改的吴子明正愁没法子搞大钱，一听白宝山这么说，两人一拍即合，立刻辞去警卫工作，开始跟随白一同作案。

1997年6月5日，白宝山与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目标是抢劫军用枪支。他只带来一把枪，此时多了个同伙，需要再搞一把枪。当晚22点，两人摸入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准备动手，但是警卫很警觉，他们未来得及动手便被警卫发现，两人逃跑。两人放弃继续作案，连夜徒步返回石河子市。路遇警察的盘查，白掏出自北京带来的枪，警察逃跑。白宝山白放了一枪，然后与吴子明逃跑。这次无人伤亡。

1997年6月6日，两人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20多个小时后，从141团场乘坐班车返回石河子市147团场住地。

1997年7月5日，白宝山与吴子明来到曾经服刑的新安监狱附近的141团场军械库，18点，撬门进入无人看守的空库房，没有发现武器。无人伤亡，击毙库房看门的狗两只。

1997年7月6日，凌晨4时，白与吴连夜返回途中枪杀一名偶遇的走夜路的人，只因为这人看到了他们的相貌，他怕警察在走访过程中从这个路人口中得知了他们的信息。此时，他已经打死6人，伤12人。

警方起获的部分赃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期分解！
发布于 2021-10-23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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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二）
作者： 大政治家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
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0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0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0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
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射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孤独的人做什么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射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人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XXX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在他看来，对待像白宝山这样的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应该用这种口气说话。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宝山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白宝山，与他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1997年3月向上申报，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办理户口是要经过一定时间，是要履行有关手续，但是不是一定要办理一年半的时间？劳改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他们要重新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给他们以温暖，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歧视，不是刁难，不是一拖再拖，或许白宝山这个本来就存在危险，本来就敌视社会，有着严重心理缺陷的曾经犯过罪的人，不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抢枪杀人的。
新生活的理想破灭了，白宝山身上仅有的那一点点良知丧失殆尽，我们现在打开的的确就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的确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愚蠢的手，并不是监狱签发的释放证，而是我们某些民警的作风。这件并非小事的小事，维系着白宝山的生存希望，关系到他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是诱发白宝山重新犯罪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一个态度，引来了一场灾难——而我们的片警，至今仍蒙在鼓里……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他想‘犒枪”，杀掉那个不给他上户口的片警，怀着极大的仇恨。
白宝山在西山转了几天，观察过几处兵营，包括他印象中守山洞的哨兵，条件都不理想。最后他选择了高井电厂，因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电碳厂距热电厂不远，上下班路过热电厂大门口，经常看到那里有哨兵背枪站岗。
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
“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
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
挖洞，这是在新疆浪迹过的人都擅长的一门技术。白宝山挖洞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齐齐地挖下去，洞为长方形，深近一米，上半部横着放两个圆木棍，木棍上垫上厚木板，上边压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作伪装。你就是从他做的洞上走过，也不会发现脚下的机关。
有了枪自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于是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留守处也是他察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那天黄昏他步行从山坡上走下来，隐藏在小松林里，观察哨兵人数和换岗情况。一切摸清之后，他连着打了两枪，哨兵始终在跑——他认为步枪的准星有毛病，并当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
开枪后白宝山先撤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又沿小路跑到河边。
他蹲下，把步枪内的子弹全部退出，又重新压满11发——这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最大压弹量。然后把枪装进毛毡袋子，朝“雅疗”医院方向走，从那里进入石景山经济开发区。
此时夜深人静，大街上空荡荡的。白宝山提着枪包，沿西黄村路朝南走了有一公里，在高科技园区拦下一辆从身后开来的面包车——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知道的情景。
枪战发生后，白宝山边打边退，很快打出9发子弹。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须留下两发。这时他已退出了几十米。
按照白宝山的交代，开枪后他就再没看到警察，没听见警察开枪，也没发现警察追击。他朝东跑下去，跑过二三百米，来到一座红墙跟前（事后证实，这是北京燕东招待所），他翻过去。在红墙内，走了30几步就蹲下来，把枪膛里的两发子弹退出，黑暗中1颗子弹掉到地上，没有摸到。他又装满11发，跳到墙外，隐蔽在树丛中。
不久他听到警察的对话声，正在向这边搜索，距他大约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气息。
他听到一个警察问：“有人吗？”
另一个回答：“没有。”
然后静了一会，他们便撤了回去。
白宝山再次翻红墙进来，向前走到对面，蹬着墙角又翻过一道高墙，翻墙时又遗失厂两颗子弹，他没时间捡，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
他跑到牛祁府附近，钻进一座果园，在那里潜伏到天明。
他把枪和子弹埋在苹果树下，做好记号。等天亮之后走出来，跟着马路上晨练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
那天是4月18日。白宝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车。在射击场周围观察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环境不错。地理位置偏僻，离村庄较远，周围道路复杂，有开阔的玉米地——这为他的进退提供了方便。
白宝山做事胆大心细，以联系打靶为名，走到射击场大门和哨兵搭讪，趁机观察了大门内的情况。
4月20日下午3点钟，白宝山骑自行车，带着装枪的帆布袋、塑料包装、擦枪布，把帆布枪袋绑在自行车大梁上，伪装成渔具，单身向丰台进发。他经过大东门，拐向西南，再经过一条铁路，过一座漫水桥，骑到射击场。
在距射击场200米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他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好。然后，他在那儿一直守到天黑，骑自行车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点，白宝山再次出发。这次他没骑自行车。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厂的班车，在八一射击场下来，抵达时间是下午5点半。
他来到玉米地，看看枪和子弹都在，顺势躺了下来，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个半小时。
哨上的情况他已摸清，哨位上有两个兵。他设计了几种情况。第一，他要潜伏到射击场内部去打。如果两个哨兵在一起，他开枪把二人都打死；如果没在一起，他等待他们在一起时再开枪。第二，如果他被发现，与军人发生冲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在这个过程中寻机会逃脱。第三，如果到最后仍不能逃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现在，他身上还有61发子弹——他共有子弹75发，打哨兵用去2发，与巡警遭遇，打了9发，退弹，掉1发，翻高墙，掉了两发。子弹数目，是白宝山心里最清楚的数字之一。
晚上9时，他从玉米地出来，提着枪往东走，从他看好的一段矮墙翻进去，迂回着向大门靠近，趁哨兵不备，闪身藏进正施工的新大门警卫室里。
新大门向内收进去10米，主体建筑未完工，竖着脚手架。新的门卫室已盖好，没门窗，屋里有个灰桶。从窗的位置可以看见大门和值班室的小门，隐蔽性很好。
他看到两个哨兵出来进去，看到军官查岗。时间还不算太晚，不断有回归的人员叫门。
子夜时分，外边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一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
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
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来不及，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
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卧着4棵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
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
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
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叶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
早上6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
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4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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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三）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0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0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骂她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于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李清亮对多种枪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惟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有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五四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
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来的。他对李清亮说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枪）搞到手。”
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鹿宪州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碱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
“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0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
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
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师与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河子市。新安监狱位于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
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
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称为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作。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邻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
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
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当年，新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现已改为猪舍），夜里值班看牛。
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两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
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掉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
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当过兵，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菜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
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吧，少受点儿罪。”
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
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
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资10000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返回来即可。有时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 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游逛。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博克军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
白宝山平时沉默寡语，但他残忍的本性，时而也有流露。
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宝山等几个零星犯坐在牛房里聊天，不知谁家的狗在门外叫，把白宝山叫烦了。大家都没留意，白宝山站起来。门边上立着一把和泥用的钢叉。他抄在手上。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忽然就冲到门外，把那条狗吓得都不敢叫了。他一叉就从狗肋上插进去，插到了狗的心脏。那狗呜咽了两声，便倒下死了。
屋里人面面相觑。事后议论起来，都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黑，是个“蔫土匪”，别看他平时不爱说什么。
歹毒的事还做过一些，只是没被人发现。
一次，他跟管教怄气，暗地里放火把狱里的草垛烧了。
后来——他便开始杀人，在监狱里杀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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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四）

大政治家

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车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
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一起放牛，3人的关系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李宝玉、傅克军瞧不起他。
3人中，李宝玉是组长，他年龄比傅克军大些，但家里不如傅克军家有钱，两人间也闹矛盾。傅克军花钱买了牛，还为自己买了两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白、李面前，很有优越感。他的马李宝玉、白宝山是不能动的。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两人在欺负白宝山上，却能合到一块儿。
傅克军朋友多，李宝玉会来事儿，两人跟管教的关系不错。白宝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劳动表现较好受过表扬外，因他的拗脾气跟周围人都疏远了。傅克军、李宝玉更是合伙挤兑他。清牛棚、起粪、挤奶、坏天气里去收牛——倒霉的活他们都支使白宝山去干，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拳脚相加。
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骂不过他们。整个变得更加沉闷，整天的跟谁都不说话。
大约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宝山和傅克军一起放牛，两人发生了口角。事情本来不大，可白宝山趁傅克军不备，搬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从背后砸在傅克军的头顶上，顿时砸得鲜血直流。
表面看，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其实不然。这是白宝山报复杀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谋好的，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的尝试。
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停了下来。因他突然感到，石头不行，用石头很难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
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场普通的殴斗，没经过中队，以白宝山赔偿傅克军500元人民币在私下里做了了结。
此后不久——1993年9月，李宝玉却忽然失踪了，打破了他们三个北京人外宿放牛的格局。
李宝玉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却没再回到牛房。
傅克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起李宝玉。
类似的情形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么事情耽搁在外边。
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没回来。
傅克军照样不闻不问。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况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它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擂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骂他：“你他妈是个男人吗？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宝山说：“我不打你，我熬到现在不容易，我把你打得轻了，不管用；我要是把你打死，不是加刑就是枪毙……我划不来……”李宝玉说：“你他妈少来这一套，是男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
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不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骑马出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牛棚里，抠不出来了。”
李宝玉说：“那你找谁？自己弄去。”
白宝山说：“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花我的钱，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
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嘴里骂着操蛋，跟白宝山走进牛棚。
他问：“钱在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那地方很低，猫腰才能看到。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头是抠不出来的。他到外边转了转，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白宝山的一个阴谋。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
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
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李宝玉颅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头骨碎裂，脑浆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翘出头皮。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边做了伪装，洒上些水。牛棚里抱些干草，把血迹和脑浆搀进牛粪里。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放牛的傅克军还没回来。
这天白宝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别舒畅。李宝玉的尸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底下躺着，他连噩梦都没有做。
本来，白宝山想先杀掉傅克军，那次用石头没砸死他，倒先把李宝玉处理掉了。既然先杀了李宝玉，傅克军就让他再活些日子吧。总不能刚刚“失踪”了李宝玉，马上又“失踪”个傅克军，那样，他白宝山担嫌疑。
李宝玉失踪案，虽然存在着种种猜忌，却没人怀疑到白宝山。白宝山平时不爱掺和事儿，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杀人呢？
1994年3月22日——距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傅克军再次失踪。这一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正值春天，天气还冷。在牛屠放牛的共有4人，田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此两人为化名），4人全是北京调犯。
3月20日晚上，秦、田、傅、白4人吃过晚饭，在牛房里看一阵电视，9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博克军两个人。
21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
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白宝山老是犯困，哈欠连连的，大白天躺在房子里睡懒觉。秦百川进来，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
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
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午饭后，白宝山又躺下睡觉。田、秦二人看电视看到五点，白宝山爬起来，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饭打过来几人一齐吃。到了晚8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仍没见到博克军。两人还在开玩笑，说傅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给扣住了，谁也没向中队报告。下午，傅克军在地方上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
晚上11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3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
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700元人民币。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东西，烧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在傅克军失踪的同时，他的马也失踪了。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的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
发动犯人提供线索，监狱的人犯反映，白宝山与傅克军有矛盾，主要因为傅克军不让白宝山摸他的马，为了这样的小事就去杀人，不合情理。熟悉白宝山的田守水说：“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
白宝山是个记仇的人，他有着疯狂的报复心理，平时又显得不动声色。他的思维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虽然他与傅克军、李宝玉的矛盾都是小事，但他并不这样想。他觉得他受了欺负，他从心里厌烦他们，这已经构成了他杀人的理由——就像他讨厌那条狗，就一定要杀死它一样。
杀掉李宝玉，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淡化人们的印象，为此他又等了半年。在他的意识里，傅克军必须杀掉。他天天看着傅克军不死，常常感到不能忍耐。
3月20日深夜，白宝山醒来，他认为该动手了——没有任何直接的原因，他们也没吵架，甚至，这几天两人相处得比平时还要融洽。
戈壁的夜晚冷凄凄的，牛房外是狼嗥般的风声。所有的犯人都回了监所，荒野地里孤零零伫立着这排低矮的牛棚。除了棚里的老牛，牛房只住着他们两个。
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
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响鼾。
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吭地就是一下，轮起来又是一下，狠狠砸在博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再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
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番。
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
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映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宝山的铁锤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扑哧哧”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
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也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出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灰烬用沙土埋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做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内只有他和博克军两人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得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博克军行李丢失得不合情理；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任何人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把现金丢下。当然还有其它迹象，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的不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失踪案，这不能不让人作出联想。
白宝山的抵赖方式是死不认账。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牛房。至于房间里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与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喷上的血点子。
白宝山还向狱政科提供许多其它线索，以证明傅克军逃跑有据。
他说，博克军经常在外边找女人，他把牛房生产的奶送给某女，还给对方送挂历，傅克军为这女人经常夜不归宿。他说，博克军还常去另一女人家赌博，那个女人曾来牛房找过他，两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说，傅克军在牛房聚赌，欠外边许多赌账。他还说，傅克军常与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多次谈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赚大钱的打算……
总之，傅克军为了女人可以逃跑，为了躲赌债可以逃跑，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
这些辩解并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博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他终于“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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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五）

白宝山在京西连续作案4起，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他觉察到已经惊动了警方。他没犯急躁病，作案之后便跳到案子外边来瞧热闹。
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抓现行”的措施，应该说是正确的，侦查重点定得也准确到位。一般的犯罪分子，连作几案，会延续作案的“惯性”，继续干下去。况且，从“4•07”、“4•21”案分析，犯罪分子抢劫短枪的目标并没达到，这更增加了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白宝山却没有这样做。
他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干起来十分凶狠，趁你不备，开枪杀人肆无忌惮；你警觉了，布下罗网，他又潜伏下来，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动静。
在北京不能再干，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
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他决定到老家看看。
这又是白宝山反常规的一个心理定式。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而白宝山所选择的几处作案地点，都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家住在石景山区、丰台是他去二姐家的必经之路、徐水是他的老家。这可能与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在熟悉的地方“做事”，会觉得踏实些。
1996年7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下午两点到达徐水县城。徐水这些年间变化太大了，他居然什么地方都认不出来了。
下了车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就看见了一座兵营。门前有哨兵，但没有背枪。
他有些兴奋。像嗜血动物闻到血腥一样，他一看到绿军装就兴奋。
再向前走，大约走出3—4里地，又有一处兵营。这里的哨兵是有枪的，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正在扫地。
白宝山眼睛一亮，这种枪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看一阵，他已经喜欢上这种枪，觉得什么地方都合适。
绕着兵营走一圈，兵营的院子不大，围墙很高，墙角上有了望哨，很像是个弹药库。
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绕着兵营都是果园和庄稼地，庄稼地被紫槐隔成一块块，与果园犬牙交错。这非常适合隐蔽，又便于逃跑。
一刹那间白宝山就作出了决定，搞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下午直到晚上，白宝山没离开兵营左右，选择好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北京。
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整个大地都湿漉漉的。白宝山觉得，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到了。
长途旅行携带长枪的危险性白宝山是很明白的，他避开北京长途汽车总站。事先他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良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带子缠在身上。
雨仍在下，白宝山提着装枪的布袋，在雨中步行。靠近兵营的地方有一家水泥管厂，白宝山在这家工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另一个地方。
第二次下徐水，他只做了这一件事。
两天后，白宝山三下徐水，这回他可要放手大干了。他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
天放了晴，地表变得干燥，气温也不算太高。白宝山穿着白色圆领背心、制服大裤衩、皮鞋——作案用的绿军服和绿胶鞋放在挎包里，乘车来到徐水县城。时间尚早，他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
“临战”的准备工作他做得很仔细，他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向枪膛里压满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射击位置。
后来的很多痕迹专家都奇怪，他打出的所有子弹，弹壳的烧蓝上都不见指纹。他们感到遇到了“对手”。
这是一片紧挨着哨位的庄稼地，地边上有一圈紫槐树丛围成的篱笆。他要尽量靠近哨兵，选择的地点，距哨兵不到10米——几乎就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因为距离近，哨兵说话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白宝山一点点挪进来，不能弄出一点声响，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4个小时，直到午夜12点半左右。
现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3个人，距上一班换岗已近一个小时，他掐算过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15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罪恶的枪筒从槐树丛中悄悄伸出，在向哨兵瞄准，瞄准……
1996年7月27日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凌晨1时10分，驻徐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高炮团值班室接到紧急电话，报告说，该团弹药库遭到武装歹徒袭击，哨兵霍建军受伤，哨兵蒋鹏程死亡，值勤用“81—l”自动步枪被抢，枪号为11126210。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7月26日晚，中士班长柴红阳，列兵霍建军、蒋鹏程三人值23点30分至凌晨1时的岗。柴红阳是沈阳人，21岁，中共党员。霍建军河北人，1995年入伍，是军龄1年的兵。
23点20分，班长柴红带领霍建军、蒋鹏程走到大门外接岗。哨位设在大门外约15米的地方，那儿有两个岗台。岗台圆形，涂着红白相间的竖条。大门两侧墙壁上写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宇标语。
换岗时，上班岗把了望哨钥匙交给柴红阳。了望哨是大门内的一个岗楼，从上边可以俯瞰外边的情景。柴红阳光上了望哨，观察一阵，未发现情况，从上边走下来。这时排长来查哨，嘱咐说：“今天夜里特别黑，要提高警惕”。柴红阳立正说：“是，我们一定站好岗，请排长放心。”
柴红阳来到岗台前，两名哨兵分别在两个岗台上站立着。军人有军人的要求，即使在夜里，值勤也要站得笔直。柴红阳先到蒋鹏程的岗台前待了会儿。
蒋鹏程说：“班长，我腿疼，能不能坐一坐？”
柴红阳批准了他，说：“腿疼就坐一会儿吧。”
蒋鹏程坐在岗台上，又说：“班长，再有50分钟，就下岗了吧？”
柴红阳看看表说：“这回你说得不对，还有40分钟下岗。”
然后他走到雷建军的哨应上说了几句话，又返到蒋鹏程这边。
现在他们3人全在哨位上，3人只有一条“81—1”式自动步枪，由霍建军背着，蒋鹏程身上挎着子弹袋。3人毫无戒备，冷丁间，黑暗中枪就响了。
枪声极近，仿佛就在眼前。槐树丛中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砰”地一声。背枪的霍建军被击中，他“啊”地一声，栽倒下去。紧接着是第二枪，蒋鹏程也倒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把班氏柴红阳一起拽了下去，两人滚进岗台旁边的土沟里。这救了柴红阳，使得对方的第三枪打空。
柴红阳毕竟是个老兵，他在摔倒的一瞬间，迅速翻身打了几个滚，采用高姿匍匐动作，向大门口快速爬去。身后的枪声始终在响，大约又响了3—4下，子弹在附近的墙上打出火花，但没有击中他。很快他就爬到大门口的岗楼附近，起身躲过岗楼，迅速按响了报警电铃。
就在他高姿匍匐，爬回岗楼时，一条黑影蹿过来，从霍建军身上摘走了“81－1”式自动步枪，沿原路消失在槐树丛中。
柴红阳拉响警铃，又给一连的应急分队挂电话，报告说“我是军备库警勤分队，我们遭到袭击，歹徒有枪，你们赶快取枪弹过来。”
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摸不清对方枪击哨兵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是弹药库，首要任务是要保卫弹药库的安全。
打过电话，柴红阳立刻向排长汇报情况，警勤分队的战士被枪声惊醒，开始向排长的房间集中。排长命令打开枪柜分发武器，部分武器用黄油封着，需要擦拭。大家边检查武器过边等候命令，这时排长已带几名战士先把遭枪击的霍建军。蒋鹏程抢救回来。
不久，一营营长郭廷州赶到。因情况紧急，他开了个简短的小会，要求各单位的干部带各单位的兵，迅速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全副武装，顺几条路线进行包抄。他强调：共产党员要冲在前面。
营长的部署尽管周密，但比起歹徒来，动作还是迟缓了许多。这里边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白宝山对这一点很自信：我打你一个措手不及，等你反应过来，我已经跑远了。
从枪响，到组织起追捕，大约用了十几分钟。
高炮团的官兵搜查了周围所有的果园，搜查了周边的企业和农村，未发现可疑人。排长带领的战斗组顺田间小路一直追到107国道，那里有个加油站，询问加油站人员，也无人发现有可疑人员或可疑汽车经过。
10分钟，犯罪分子足已逃之夭夭。
据受伤的战士霍建军回忆，案发时间应该在12点30分左右。他被打倒时头朝北，脸朝上，枪背在身后，身体压着枪。他只听到3声枪响，开枪的地方非常近，他觉得距他不过5米。敌人射击位置在岗台西侧的树丛里，对方蹿过来摘枪时他神志清醒，还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对方没管他的死活，也没补枪。因班长已按响警铃，对方拿到“81—1”自动步枪后，转身就跑了回去。给霍建军的印象，那人身高约1．78米，30多岁，跑得很快，动作像受过专门训练。他认为犯罪分子极有可能是复员兵，因为他打枪打得太准确了。
7月27日凌晨，徐水县公安局，该部队上属的师保卫处。军保卫处，保定市公安局的技侦人员先后赶到现场。天明之前，北京军区保卫处，河北省公安厅有关领导也来到现场。由于中心现场地形复杂，军地领导决定，勘查工作在天亮之后进行。
现场勘查自27日早6时开始，至下午18时09分结束。这天天气阴，气温35摄氏度，微风，勘查在自然光线下进行。
中心现场在徐水县西南2公里处的弹药库。弹药库座北向南，砖混结构。东距京石高速公路8公里，西距107国道900米，北距高炮团主营房2公里，南距一营营区120米。弹药库与一营营区间有一条柏油小路，该小路距弹药库85米，从一营营门前经过。
弹药库周围是农户的果园。门前两侧是玉米地，均被槐树丛围成不同地块。射击位置在距岗台7米的槐树丛中，该处提取5枚弹壳，有犯罪分子伏卧和潜伏的痕迹。
现场东岗台上，有两顶军帽，上有血迹。其中一顶军帽上有弹孔。弹药库南墙上有弹着点。
技侦人员找到犯罪分子进入潜伏位置的入口和出口路线，在果园的软土地上提取到石膏灌铸足迹10枚。
战士蒋鹏程被打死。枪弹自右上臂外侧肩峰下12厘米射入，从右上臂内侧腋下射出，又从右腋前乳头外侧射入，自左肋下腋中线射出，留有3XI7厘米创口经解剖，蒋鹏程的右肺叶挫伤，肺组织出血性坏死，心脏挫碎，部分心肌缺失。肝脏挫碎，脾脏放射状裂伤。结论，两处枪伤为同一枪弹射中形成，造成心脏破裂死亡。
霍建军伤情：子弹由右下腹射入，腰背部射出，留有3．8X1．5厘米出口。肋骨、腰椎未见骨质异常，枪弹未伤腹腔。
霍建军是幸运的，子弹沿着脏器的缝隙跑出去，这个能说不是个奇迹。
白宝山在距哨兵7米的地方，借助茂密的槐树丛掩护，趴在地上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连滚带爬”（高姿匍匐）向大门逃去，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对方已跑进兵营。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马上出来人。他背着两支枪，猫腰从原路跑回，穿过槐树林和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果园，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他经过那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路——他的速度慢下来。
然后，他沿铁路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找厂两个坑，把两条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
早上8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越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汽车开出徐水，行驶不到半小时，就停了下来。
他们遇到了路卡，公路两边站着武装的军人，头戴钢盔，握着自动步枪。
两名佩戴黄箍的军人登上汽车，问：“这里有没有从徐水上的人？”
白宝山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就是从徐水上的车。”态度主动，神情自若，先发制人。
军人走过来，检查他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简单的小包，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
另几个从徐水上车的旅客也接受了检查。
军人主要是查看行李、提兜、大些的包装物——这显然与袭击哨兵的案件有关。
检查通过了，没发现问题，汽车被放行。
车行不久，再次被军人设的路卡拦住。周围的军人很多，还停着几辆军车。盘查内容大致与上次相同，主要检查从徐水方向来的车辆和乘客。
等待检查时，白宝山拉开车窗，跟车下的军人聊天。
“喂，老弟，出了什么事儿，弄得这么紧张？”
军人说：“我们徐水的兵营被袭击了，抢了枪，还打死我们两个弟兄。”
白宝山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出这种事儿？”
军人说：“你以为和平年代就太平了，总有人仇视我们。”
白宝山说：“你们当兵的，也够辛苦的啊？”
“辛苦没什么，要是逮住那个混蛋，非枪毙他不可……”
边跟车下的军人说着话，边接受车上的军人检查，没引起丝毫的怀疑。
仍然只查旅客携带的物品，不查人。
汽车开过高碑店，前边就是涿州，在这里要经过一座公路桥。汽车第三次被拦截住。
这次设卡的是警察。警察检查的内容和军人不同，一上来就查看乘客的身份证。
白宝山没有身份证，心里未免有些紧张。
他坐在车的后部，警察从前边查起。前边的乘客也有几位没带身份证，各说各的理由。查到白宝山，他撒谎说自己到徐水老家走亲戚，身份证忘记带出来了。警察问他徐水老家的村名，他回答得很清楚。再问北京的住址，他信口说了一个什么地方。未做登记，白宝山第三次蒙混过来。
7月28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白宝山是个残忍的杀人犯，同时又是个狡猾的思考型的犯罪分子。他多次袭击部队，事后都能够顺利逃脱，主要由于他事先准备得充分。这包括心理准备和作案方案设计两部。
他在后来的交代中说：“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关于如何逃避打击，他说：“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虽然白宝山作案缜密，虽然他有一整套反侦查的手段，白宝山在河北作案，还是为我们的侦查工作留下了十分宝贵的东西。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意，他们是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的。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军队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4案并在一起。
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1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7•27”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3•31”案被抢枪支一致，与“4•07”、“4•08”、“4•22”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条步枪。
并案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成趟的脚印，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刻画的依据。犯罪嫌疑人在徐水作案，说明其与北京周边地区特别是徐水地区有某种联系，这也为我们的侦查条件，提供了新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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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六）

大政治家

案件的侦查有它的客观规律性，它又显一个市满悬念和陷阱的震人心魄的过程。你可能判断有误，你可能被假相蒙蔽。新的线索出现了，你对已知材料进行了修正，认识就向前推进一步。这是个需要不断解密的复合题，不知不觉中，犯罪嫌疑人的“面目”也就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到最后时刻谁跟谁也没有见过面。
警察与罪犯，隔着一层纸，有时纸很薄，能感觉到但是看不到，案子是他们的连接点，此外的一切；都在未知领域中运行。
这里边的偶然因素极多。
人都是复杂的，犯罪分子也是同样。除却作案，他也有他的日常生活。有家庭，要吃饭，有他跟寻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你能不能想到，白宝山连连在京西、河北等地作案5起，杀害军人两名，打伤军警人员8名，而后，却换上另一副面孔，情意绵绵地跟一个女人搞起“对象”来
白宝山所做的那些罪恶勾当，他的家人是不知道的。白宝山回到北京之初，在母亲家住了将近一个月。表面看他没什么不正常。早上出去跑步、爬山，白天无事便在家闲呆。除了办户口跑几趟派出所，最喜欢的就是倒床上睡懒觉。晚上偶尔出去，也都是利用继父值班，母亲打牌的空当儿，从不惊动家里人。
4月初，因小弟的对象文伊（化名）要来母亲家里住，白宝山再住这里不方便，又搬回了北辛安老平房。大弟三口住一间，白宝山住另一间。这间房原来是二姐的女儿为上学方便居住的，让她过来跟文伊住。这样虽暂时能安排开，但已相当拥挤。
不久，母亲向打牌的邻居租下一间自盖的小房，面积不到10平米，谈好每月租金100元，让白宝山单独住进去。这下为白宝山夜间活动提供了太多的方便。
白天，白宝山仍像以前一样，天天到母亲家这边来。在这边吃饭，没事也在母亲家呆着，看电视，或者睡觉。给家人的印象，他安分守己，归来后没做什么坏事。
白宝山释放回来，有两件事始终让家里操心，一是他的工作问题，二是他的家庭问题。他快40岁的人了，前妻早已离婚，给他说个对象成个家，是件正经的大事。
工作始终没落实。想做小买卖，一是本钱不足，二是没户口不给执照。这些日子，白宝山在生活上基本是靠母亲和大弟周济。
说“对象”的事却大有进展。
小弟的女友文伊是甘肃人，她到北京打工已有4年，在商场帮人做生意。她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叫谢宗芬，两人关系不错。谢宗芬也在同一商场，租柜台卖布。看上去有些钱，长得也不错，年纪跟白宝山相仿佛。
这情况文伊对白宝山的母亲说了，那边女方是离婚的，有两个女儿，都在四川，跟这边没有牵扯。女方有钱，做着买卖。这边大哥回来没工作，正好能帮帮摊。文伊瞧着这事儿挺适合的。
白母当然高兴，要是宝山能成个家，有人管束他，老人心里也就踏实了。虽然女方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户口，可宝山条件也不强。人家能看上他，两下里能凑到一起，就很不错了。
这边母亲眼白宝山说了，白宝山没意见。那边文伊向谢宗芬介绍白宝山的情况：离过婚，小时候因偷厂里东西，被判过刑，在大西北受了十几年罪，刚回来。不过人挺好，一米八的个头儿，又是北京户口……谢宗芬答应先见见面。
这一段，正是谢宗芬在商场的生意不好做的时候，盘盘账，不赚钱还亏钱，她打算撤下来。跟文伊在石景山法海寺市场看看，觉得比租柜台好干些，回去就把商场柜台退掉了。托文伊在模式口附近租了房，把存货全拉过来。
这也是谢宗芬同意与白宝山见面的一个原因。文伊就是例子，现在的生意不好做，想在北京站住脚，找个北京人有依托。
第一次见面在白家，大家一起吃饭，然后留两人单独谈话——这程序跟一般介绍对象没什么两样。
谢宗芬一见白宝山就有些心动，这人身体好，大个子，长得挺男子气。说话略有些口吃，人却挺诚恳。当然，这当中有文伊的影响，她是信任文伊的。白宝山被判过刑，她倒没看得有多么重要。她听文伊介绍过情况，知道他犯的是盗窃罪，偷盗的又是公家财产——她觉得能理解。她以一个农村出来经了几年商的四川女人的眼光看待白宝山，认为他在大西北受了十几年苦，总会接受教训的。而且，大西北回来的人也不见得都不好，许多大西北回来的都发了财——这样的事在她们做生意的女人群中传得很多。
白宝山对谢宗芬的印象也不坏，长圆脸，五官看上去挺秀气，鼻子略有些翘，人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那天谢宗芬刻意打扮了一下，像个女老板，满有风韵的，说话也显得爽快大方。
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没正式表态。但第二天，两人就在底下走动起来。
谢宗芬是四川筠连县人，文化不高，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她19岁结婚，嫁给一名复员军人。1993年出外打工，在浙江省闯了三年。1996年的正月十八，随几个四川老乡来到北京，到现在已有半年。她像许多进京的四川女人一样，懂得生意经，有吃苦耐劳精神，有主见，做事情不后悔。
两人相识大约一个星期，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谢宗芬租住的房子停了电，屋里黑漆漆的。
谢宗芬一个人在家，听着外边的风声雨声，有些害怕。想了一阵，撑把雨伞来到白宝山的住所。
谢宗芬说：“我那边停电了，你带我去你母亲家吧，我跟文伊挤一晚。
白宝山说：“我不怕停电，咱俩换换，你住我这儿，我去你家，连帮着你看着货。”
谢宗芬同意了。
白宝山不认识谢宗芬的住所，谢宗芬先领他过去。来到谢家，白宝山就改变了主意。他关上屋门，拉住谢宗芬的手说，“要不你也别走了，今晚咱俩睡一起吧。”
屋子里黑溜溜的，谢宗芬说；“那怎么行！”
白宝山说：“有什么不行？你结过婚，我也结过婚，我看你不错，咱俩就相好吧。”
谢宗芬本来也有这个意思，推倭一阵，也就留了下来。
这天晚上，两人应在谢宗芬的小房，发生第一次性关系。
谢宗芬并不知道，这一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白宝山在女人问题上：不打马虎眼，他第二天就把谢宗芬带到母亲家，说：“从今天起，小谢在咱家吃饭。”这意思是很明确的，这等于向家里公布，谢宗芬已经是白家的人氏。
结识了白宝山，谢宗芬感觉上是很不错的，生活更充实，做生意也有了依靠。第三天，她到法海寺市场卖布——布匹是积存的，有时也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大门口去卖。除了卖市，看周围摊上卖什么，她也跟着进什么商品卖。晚上，就住在白宝山那里。
白宝山白天帮谢宗芬上货，用自行车从批发市场驮过来，有时也帮谢宗芬盯盯摊儿。白母、文伊有工夫也过来看看。白家把谢宗芬看成自家人，能帮把手的都帮把手。
没多久，谢宗芬积压的货物卖得差不多厂，她退厂房，公开与白宝山居住在一起，把行李货物也全搬到了白宝山的住处
两人吃住在一起，时间一长，白宝山反常的地方就暴露了出来。比方，白宝山突然说他要出去办多，一去就是一两天，为什么却不对谢宗芬说，谢宗芬不高兴了，她认为白宝山河瞒着她的干事情，为此两人闹过别扭——那次是白宝山三下徐水的时候。
两人公开同居，白家以认可这是未来的媳妇，但在经济上他们是分开的。白宝山在这件事上很明白，谢宗芬做买卖挣的钱，是谢宗芬的钱，谢宗芬给他花，他就花，不给，他从来不要。他没认为那些钱里有他的份儿。
徐水的案子作完了，白宝山闲下来。他并不打算近期去取枪，起码——他要等上一个月。
一次，他和谢宗芬在河边上散步，听谢宗芬说她的身世。谢宗芬家里有个抱养的姐姐、已经去世，姐夫仍年年春节带孩子过来，看望她的父母。谢宗芬的这个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
这立刻引起白宝山的注意。
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8月初的一天晚上，天气凉爽，两人也格外地好心情。
吃过饭，白宝山试探地对谢宗芬说；“我想弄把手枪，你们四川那边，能搞到枪吗？”他说话的口气，就像谈一宗普通的买卖。
谢宗芬却吓一跳，说：“你不是开玩笑吧？”
白宝山说；“不开玩笑，弄枪我有用。我有手枪子弹，一大把呢，没有手枪，都浪费了。”
谢宗芬说：“弄不到。”
白宝山又问：“别的办法弄不到，花钱买能买到吧？你们那边有没有卖手枪的？”
谢宗芬想了想说：“可能有吧。”
当天晚上，白宝山就提出来，要和谢宗芬去一趟四川。他没去过四川，想过去玩一玩，同时弄一把手枪。
谢宗芬不说话，她感到左右为难。但这次为难的不是“买枪”，是因她的私事。
谢宗芬在四川老家有家庭，有丈夫有女儿，她并没有与丈夫离婚，她丈夫是“倒插门”来到他们谢家的，跟她父母生活在一起。
谢宗芬是个有本事的女人。既能在外边闯天下，又能把家里胡撸平。她其实是惦着家的。在外边把自己说成女单身，是许多她这样的女人常用的伎俩。“单身”能使人同情，能更自由，能利用男人，自己也方便。
但这样，她等于欺骗了白宝山，也欺骗了文伊。白宝山是跟她搞对象的，这是“正式”关系。白宝山不去四川，她还可以这样囫囵吞枣地糊弄下去，他跟她去老家，就什么都露馅了。她对白宝山有感情，不知晓他知道这件事后，还愿不愿要她。
谢宗芬哭了，然后红着眼圈把自己的事讲给了白宝山。
白宝山沉默一阵，说：“我不在乎，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去四川，就是想买把手枪。”
他有他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谢宗芬这天仍觉得别扭，第二天才渐渐好起来。因为她感觉到，白宝山表的态，不是在说假话。他的确没在乎，他的确如他所说，他一心想到四川去“买”枪。
两人说走就走。先坐火车到成都，再换汽车来到筠连县。
到了谢家，谢宗芬对父母和丈夫介绍说：“这是和我一起做生意的伙伴，没来过南方，是过来玩的。”
他们在四川住了10天。谢宗芬天天在家跟父母、丈夫呆在一起，白宝山每天都出去爬山。
本来，白宝山希望通过谢宗芬的姐夫搞枪，试探地问了问，情况不是谢宗芬说的那样。白宝山就不断催促谢宗芬，为他找人买枪。
大约在第六七天，谢宗芬带来一个瘦男人，是筠连县城里的“混混儿”。
两人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喝边谈。
混混问：“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白宝山说：“做普通生意。”
混混自作聪明．捻捻手指说：“是不是做‘粉’的生意？”
白宝山说：“也做一点。”
混混就不说话了，光在那里喝酒。
白宝山问：“你能不能搞手枪？”
混混说：“这没问题，不过，眼下没现货。你要搞枪搞子弹，得先交定金，我到云南给你搞。”
白宝山说：“我没带钱。你先搞，等你搞到枪，钱的事好商量。”
混混瞪他一眼，酒烘烘地说：“没钱不好办，没钱这事办不了。”
白宝山觉得这个混混只会吹牛，办不了大事。他不打算再跟这样的人谈枪的事情，起身便从小酒馆里走出来。
这次探风买枪，证明这条道路不可取。
他早就认为，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而且买枪难免和这样的狗屁不通的小混混打交道，一点劲头都没有。
10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转眼到了8月下旬，距徐水“7•27”杀人抢枪已有一个月的光景，白宝山带着女人逍遥地在天府之国游历一圈之后，觉得该去涂水看一看他的“货”了。
这个时间周期，是他预想的最短周期。
8月27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
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你上完货先回去吧，我出门办点事情。”
这时两人刚从四川回来不久，正是关系最亲密的时候，按照谢宗芬的说法，两人好得不行，谁都一刻也离不开谁。
谢家芬问：“你要去哪儿？”
白宝山说：“我去徐水。”
谢宗芬说：“那我不上货了，我跟你一块去徐水。”
白宝山说：“这不行，你不能去。”
谢宗芬犟上来，说：“为啥我不能去？你不让去，我偏要去。”
白宝山心里憋了半天劲，他也舍不得谢宗芬。他盘算着这事的利与弊，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心里一松扣，就答应下来。当时他没太顾及后果，其实这犯了一条大忌。
他说：“你愿意去，就一块去吧。”
谢宗芬反倒说；“你让我去，我还不去了呢。”
白宝山又来哄劝她。带着谢宗芬买票，他们一起登上去徐水的车。
来到徐水县城天快黑了，白宝山在商店买了一条红色带黄道的尼龙袋，谢宗芬并不知道白宝山来徐水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买尼龙袋有什么用处。她就是陪着白宝山，白宝山去哪儿，她也跟着去哪儿。
白宝山雇了辆三轮车，沿铁路把他们拉到一个地方。下了车他问谢宗芬：“能走路吗？”谢宗芬说：“你能走，我就能走。”白宝山不再说话，走在前面，把她领到一片旧窑地附近。这地方周围都是玉米地，有一个由于挖土而形成的烂泥塘。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点东西。”
谢宗芬站在玉米地边上等他，大约半个小时，白宝山从砖窑的泥塘那边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形的包。他把包打开，谢宗芬看到一个塑料雨衣，再打开，里边竟是两支长枪，一支带刺刀的，一支不带刺刀。
谢宗芬骤然就害怕起来，她问白宝山：“这枪是哪儿来的？”
白宝山说：“抢的。短的这条，是在后边兵营抢的；带刺刀那条，是在北京抢的。”
谢宗芬懵懵懂懂，但她知道这不是好事，不说话了。
白宝山把“81—1”自动步枪的弹夹取下来看了看，里边没子弹，又装上，把两条枪用雨衣重新封好。
谢宗芬这时转过来些神，劝他说：“你把枪扔了吧，没枪咱们也能生活。”
白宝山说：“我不能扔，我扔了，我没法生活。”
谢宗芬说：“我害怕。”
白宝山说：“你害怕我也不能扔，你知道我弄这两把枪多不容易？这是拿命换来的。”
谢宗芬见他这样说，又顺着他了，说：“不扔就不扔吧，我不管你。”
白宝山说：“枪先放这儿，我回头再取。”
谢宗芬说：“这干啥？既然来一趟，就带走吧。”
白宝山说：“不能带，我没找到子弹，带也没用，带上更麻烦。”
没找到子弹是实话，要不他也不会耽搁那样长的时间。
他带着谢宗芬沿铁路朝远处走一段，在铁路边的一座坟丘附近挖了个坑，把枪埋好，做好标记。这地方有一座坟，一溜七棵树。
回来的路上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这件事你跟谁都不要讲，跟我家里人也不能讲。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对你不客气。”
谢宗芬点头说；“我不讲。”
其实她的大脑并不是不转动的，她见到枪很吃惊，也大体想到了她男人是个什么人。但她仍觉得，这个男人对她是信任的。
两人当晚返回北京。
夜里，白宝山的小屋亮着灯。两人躺在床上，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做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
他有炫耀的意思。
谢宗芬瞪着黑漆漆的屋顶，这些故事对她来说像天方夜谭一样，她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白宝山讲完之后对谢宗芬说：“我现在是没钱，可我将来会有钱的，会有很多钱，你信不信？”
谢宗芬说：“我信。”
白宝山说：“你别小瞧我，”
谢宗芬说：“我没小瞧你。”
白宝山说：“好吧你等着，我会让你明白，我是什么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谢宗芬对白宝山有一种盲目信任的话，在此之后她应该猛醒了。她已经看到了枪，也听到了白宝山给她讲的杀人故事。他说他会有钱的，他还说很可能他还要杀人。但谢宗芬并没有醒悟，她的前期思想和后来做法有一段空白，很难衔接上。
谢宗芬被捕后，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述：“我没办法”，“我管不了他”，“我们总生气，只好这样，他做他的事情，我干我的生意”“反正我管他也没有用处，他不听我的，还会打我，我只能顺着他……”
听来的东西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已经历过的事情，白宝山对她的危险性，谢宗芬以后才慢慢体会到。
这首先是白宝山对谢宗芬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精神控制。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说：“从徐水回来，谢宗芬看到了枪，我当时的感觉她不会告发我，但我没有把握。我就把我犯罪的经历一步步地讲给她听。我用这种方法控制她。她知道我的事情越多，她和我的关系就越紧密，她越不敢去告发我……”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第二条，就是不断地直接地威胁她。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我有枪的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可是关系列性命的事。你要是透露出去，我先杀了你。我不仅杀你，还要去四川，杀你的全家。我这人是说到就能做到。”
这种话，他向谢宗芬说过多次。
谢宗芬始终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多说半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是殴打她。
两人以前也吵嘴，也动手打过架。白宝山是个倔人，谢宗芬也有犟脾气，人很好心肠，但有自己的小主意。自从谢宗芬看到枪，事情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白宝山要求谢宗芬必须服从他。除却生意之外，他要干什么，谢宗芬必须跟着去做。谢宗芬不愿意，他抬手就打。谢宗芬跟他跳，他就朝狠处打。有一次，他把谢宗芬打得一个星期起不来床。
两人形成了很独特的关系，说感情两人都有感情，这在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会看到，说危险也极其危险，事实上，谢宗芬的性命就攥在这个男人的手上。
除了感情的纽带，或者说是白宝山的性需要，连接着他们，谢宗芬在他作案上，也有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白宝山是看得很清楚的。谢宗芬可以做他的掩体，这在上次去徐水他已经体会到了，同时，谢宗芬有身份证而他没有，外出作案，没有谢宗芬他将寸步难行。在他的严密控制下，谢宗芬已变得对他没什么危险性了，即便有那种迹象，他随时都可以杀掉她——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
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他想到白天比夜里好寻找目标，因此，一早就出发了。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时隔一个月，他做的记号被雨水冲掉了，他是凭着记忆和周围几棵树确定的方位，把子弹挖出来的。然后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10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回来。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
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白宝山把“81—1”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僻了30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
后半夜2点半，他们登上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
凌晨5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354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6点钟，推开模式口母亲家的房门。
白母出去晨练去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徐水抢枪，对白宝山来说，至此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他到徐水踩点，到他最后把枪取回，整整用了5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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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七）

不过，徐水作案也有遗留问题：此事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就是谢宗芬。
白宝山脑子里转动的最大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
从根本上来说，谢宗芬只是他偶然相遇的一个女人。家中可以给他介绍个四川女人，也可以介绍另一个湖北女人。谢宗芬对他不错，这当然有点可惜。不过，这女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既然他的枪已经平安运回北京，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用了，留着她没有任何好处。
谢宗芬本来也是无足轻重的，白宝山让谢宗芬知道了内情，甚至让她参与作案，都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中没有多重要。他是决不会让他的家人卷进他的任何犯罪行为中来的，因为他爱护他们。但谢宗芬不是这样，他可以毫不足借地把她牺牲掉——这正是白宝山心地歹毒的地方。
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
从作案的角度看，他应该把这件事做彻底，不留任何尾巴。
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这山叫红光山），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杀傅克军所做的准备是一样的。
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
他可以假借谢宗芬外出把她打死，最好是轰她到红光山上再把她干掉，那样埋起来更容易些。一个外地流动人口失踪，是没人会深究的。
家里这边好对付，可以说她出去趸货没回来，甚至可以说她去外地去看市场了，那都可以随他去编。谢宗芬去外地没回来，那就是在外地出了事情，这很平常，没什么可怀疑之处。重要的是谢宗芬的尸体不被发现，那么谢宗芬失踪就永远是个谜。掩埋尸体，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他最擅长的工作。
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使他不高兴。这让他怎么办呢？
白宝山在这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一年后，白宝山被捕时供述了这段事实。
有关卷宗是这样写的：
“1996年9月，白宝山为杀其姘妇谢宗芬灭口，在石景山区模式口附近的山上为埋谢宗芬挖了一个坑，并将挖坑用的铁锹藏在附近。据此，北京市公安局殷顺发、刘彦君、胡辉、朱冬冬、朱赤军等人在红光山上搜索了三个半小时，在北山麓一片低矮的灌木林中发现这个坑和铁锨……”
眷宗中附有现场照片。
那个隐藏在密林中的洞穴像张开的大口，随时准备吞噬这个四川女子的性命。幸亏它始终没有闭合上，否则，那将是谢宗芬的坟丘，而且是无名的荒冢。
金秋十月，是白宝山跃跃欲试的日子。他酝酿了第一次持枪抢钱的行动。
白宝山作案的阶段感很强，他明白自己在不同时期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白宝山“搞枪”的计划告一段落，他对这支“81—1”式自动步枪十分满意。这种枪威力大，射程远，可打单发和连射，枪柄能折叠，长度也符合他的携带要求，而且，他的步枪子弹也很充足。
但是，抢钱对他来说还是个新课题。
他研究过许多案例，在监狱中也曾冥思苦想，但那只是从想象到想象，是纸上谈兵，毕竟没实际操作过。他曾把银行当作目标，出来才明白那根本就不现实。他放弃了那种想法，把目标转向交易市场。
白宝山带着谢宗芬，趁着在木樨园批发市场上货机会转过几次，结果令人失望。木樨园的商户，日收入最多不过1万元。而且这个市场人多，熙熙攘攘，不好下手。
一天看电视，他看到一个介绍河北辛集皮货批发市场的专题片，交易场面十分火爆。白宝山动了心思。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辛集的皮衣生意不错，咱们到辛集去看看。”
谢宗芬觉得突然，说：“我不做皮货生意，又没那么多钱，去那儿看什么？”
白宝山说：“到那你随便看看货，我看看谁有钱，抢他的。”
去辛集之前，白宝山让谢宗芬给他缝制一个挂枪的背带，可以穿在衣服里边，腋下缝个暗钩，用来挂枪。
在去辛集的路上用不着这个背带，白宝山仍把枪放在尼龙袋里，压好子弹顶上火。“八一”自动步枪可以装31发子弹。辛集在石家庄之东，在沧石公路上，两人下午5点到达，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用谢宗芬的身份证登的记。
谢宗芬不杀是对的了，现在她又有了用场。
第二天一早，白宝山提着枪袋，谢宗芬带着装衣服用的大包，两人一副趸货商模样，一起来到皮货市场。
市场占地面积很大，两人转了半天，没看到一户像样的有大宗买卖的摊位。谢宗芬走得累了，不愿再转。白宝山让她在市场门口看着枪袋，自己租了辆自行车，在辛集集市上到处乱跑。
他们在辛集住了两天，也摸清了，辛集市场摊主的收入，一天也在1万元左右。晚上毕市，摊主大都骑摩托车离开。持枪抢劫1万元，不大值得，摩托车又不好跟踪，可白白跑这一趟白宝山又不甘心。
第三天市场下行时，白宝山盯好两家蹬三轮的摊主，要谢宗芬跟踪其中一家，弄清对方的住址；他自己跟踪另一家。
两人分开，没走多远白宝山就感到这样做不行。枪在谢宗芬那里，她又不会用，万一出点什么事他们就全完了。他立刻放弃了这次跟踪，赶过来叫住谢宗芬。
首轮抢劫案迅速流产，两人沮丧而归。
回到旅店，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这个地方不好，咱们到石家庄看看。”
来到石家庄，这里有个“南三条”批发市场，白宝山当天就带谢宗芬过去转了。带枪不轻松，容易引人怀疑。这回白宝山变得聪明，买了辆小旅行车，把装枪的尼龙袋放在车上拉着。
两人看过服装市场再看百货市场，才明白天下市场都相像，这儿的摊主，一天营业额也在1万上下。
转过天来，白宝山在市场盯上个卖皮衣的，跟到对方的住所，把地址记下来，返回到谢宗芬这里取枪，说：“跟上一个，有点钱，咱们就搞他。”
两人找个僻静地方，白宝山穿上背带，谢宗芬帮他把枪挂在身上，看看没什么破绽，白宝山一脸杀气地去找那个皮货商。
一进楼门，遇到一个男孩儿。
白宝山问：“这楼里做生意的人在家吗？”
男孩反问他：“这楼里住的几家都做生意，你找哪家？”
白宝山一听，就知道自己的“生意”砸了，他的目标没搞准。
他打个幌子返回来，气色很不好看，对谢宗芬说；“石家庄不呆了，咱们去保定府。”
两人出来四五天了，一路上花的都是谢宗芬的钱，带的钱也快花光了。
谢宗芬不高兴地说：“没路费了，还去保定干啥了？”
白宝山这次没发火，愣了愣说；“那就回去吧。”
两人还是先到了保定，从保定换车回北京。
路过房山县时，白宝山对谢来芬说；“你没去过二姐家，我带你到二姐家瞧瞧。”这样，他们中途在房山下车，去了农场。
到二姐家天已黑了，白宝山跟二姐扯谎说：“我们到石家庄看货，回来车坏在房山县了，我俩顺便过来看看。”
二姐给他们腾屋子，白宝山把枪藏在床板下，两人在二姐家住了三天。
回京时、白宝山借二姐的自行车，把枪包捆在后衣架上，先走了。谢宗芬坐汽车回来。比白宝山早到10分钟。谢宗芬正洗脸，白宝山提着枪包进屋，顺手塞在床垫子底下。
两人又吵了一架。这次是谢宗芬有气，对白宝山表示不满。
谢宗芬说；“你啊，别到处乱跑了，跑也没用、让人跟着害怕。我们好好做生意，我也能养活你。”
白宝山气馁，说：“我没办法，我这人什么也不会干，除了抢，我做不了别的。”
两人闹得不痛快，主要是白宝山不痛快，他为这次出行一无所获而丧气。
不久，因房主要涨租金，白宝山退掉小房。他和谢宗芬搬回北辛安老平房。像多年前一样，大弟一家人住东屋，他和谢宗芬住西屋。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随着严冬的临近，白宝山酝酿的一起大案，也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北京德胜门外有条护城河，沿河的大街叫滨河路，向西不远是冰窖口胡同，那里有个香烟二级批发市场，称德胜门烟市。
德胜门烟市的形成的年月较长，盘踞在这里的烟贩大多是老户，干这行当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都有着自己稳固的客户和进货渠道。街面上并不见多么热闹，摊位上只放着个牌子，名牌香烟能有多少？所以牌子也不多，就那么几溜。有人买烟，老板带你到家里拿。家就是库，库也是家。别看门面简陋，交易额却大得惊人。大户每日流水总在20—30万之上，中小户平均也有10几万元。因进货出货频繁，各摊户都雇有男女伙计，也是少则3—5人。多则7—8人，听从老板打理生意。
1996年12月16日中午12点20分，汪之泓（化名）烟摊的女伙计许桂花刚刚跟一家客户结完账。她的摊位专批“外烟”，今儿已卖出十几箱，收款6万余元。许桂花都装在一个棕色的长条形坤包里。包里除了现款，还有当日的账单、一个小本，一支笔和一小捆皮筋。坤包提在手里，她打算回到铺子里休息 一下。恰在这时，她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条蒙面大汉。大汉手里握着一把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杵到她的前胸上。那人压低了嗓子喝：“把钱包给我！”
她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把坤包抓紧，喊：“有人抢钱啦！”
如果不喊，或许她没有生命之虞，她的声音刚落，周围人还没明白过来，大汉的枪就响了。许桂花看见眼前的枪口冒出一股耀眼的火光，同时“砰”地一声，她前胸一热，便摔倒下去。装钱的坤包掉在地上。
她应该有这个印象：对方右手单手持枪，开枪的瞬间，便开始下蹲，用左手拿走了她的钱包。
持枪人把枪口朝天举起，走了两步——他并没有跑。东边的几个男人喊：“杀人啦。”
那人迅速把枪顺过去，看也没看，“砰砰”又打了两枪。
东边的街面上，咿咿呀呀地又躺下了三名男子。
蒙面人再次把枪举起，大步向西走去，然后向北拐进西河沿大街，钻了胡同。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从那个蒙面汉子开枪抢钱，到他消失在胡同口，前后不过一分多钟。所有人还没转过魂来，事情已经闪电般地过去了。在这短短的一分钟里，街面上跑得空空荡荡，只剩下4名被打伤的男女，或坐或躺，在便道边上痛苦地呻吟着。
德胜门烟市上有个涂大叔，在冰窖口批烟批了十几年，手下雇着6个伙计。那3个受伤的男子，不幸全是他的雇员。
他们是黄广志、曹志和、丁福田。
黄广志河南信阳人，18岁，1996年2月经人介绍给涂大叔打工。出事这天上午9点，黄广志去大钟寺烟酒批发站进了100箱“加德乐”牌香烟，卸给老板娘郴椿。郴椿是湖北宜宾人，24岁。中午时分，黄广志先听到枪声，紧接着西侧一个摊位的女人喊：“抢钱啦！”随后这女人倒在地上。这时，他才看见对面两米处，站着一个端自动步枪的蒙面男子。他当时并没反应过来，那人已顺过枪，朝他肚子上开了一枪。然后朝冰窖口胡同北边跑了。
他看到的持枪人戴一顶灰颜色的毛线帽（俗称茶壶套），套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
曹志和24岁，河北省沫水县人，来京已10年，近些年间始终跟着涂大叔。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刚刚吃了碗面，没过一分钟，枪就响了，把一个女青年打伤。我朝东头跑，觉得肩膀上挨了一枪。我看到的是自动步枪。那人穿的是羽绒服，蒙面，看不清脸。我看见就他一个人。”
丁福田19岁，山东聊城莘县人，去年4月来京打工。他当时正跟一个修残疾人摩托车的人聊天，听见枪响回头看看，出事地点离他将近10米。他看见有个女的坐在路北的台阶上，这时持枪人把枪顺过来，又朝他们开了两枪，结果他受了伤。
其余目击者证实：持枪人开枪后，黄广志倒地，许桂花、曹志和、丁福田三人都坐在路边。
其实，受伤最重的还是许桂花。
许桂花31岁，陕西省西安市人，身高1．69米。她认为子弹击中了前胸，其实子弹打进的是她的上腹，又从背部穿出去，她的腹主动脉被打断，脊椎骨折，腹腔积血达2000毫升。送德胜门外医院抢救，因失血太多，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黄广志，枪弹腹部贯通伤，肠外露，小肠破裂，子弹出口在腹部脐下2厘米。
曹志和，右肩枪弹贯通伤，肱骨粉碎性骨折。
丁福田，右大腿内侧枪弹伤，不规则创口，直径4厘米，显然是跳弹所致。
目击者还有老板娘郴椿，她是湖北人，1993年来京做生意。她说，12月16日12时20分，我和4个伙计在德外滨河北岸正谈买卖，没有谈成，对方刚走，我就听到“砰”的一声，一个女人被打中了。我回头看，那个女的捂着肚子，同时，一个男人用枪对着我的四个伙计。我连忙跑到马路对面蹲下，这时又听到枪声，把我的伙计打伤了。我看见那人顺着德外西河沿15号门边上一个胡同跑了。那人跑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向110报警，大约4—5分钟，警察就来了。
她认为那个男人开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抢钱，那人跟她的伙计没关系。他开枪打他们，是不让她的伙计挡他的路。
汪之泓是许桂花的老板，北京人，42岁。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外边办事，12点半左右，有人呼她，回电话才知道她的雇员许桂花被人用枪打伤。她马上打出租回来。许桂花和邻摊的三个受伤的伙计已送到德外医院。她赶到医院时，许桂花已经死亡。
另一目击者罗某某说，他当时开着摩托车沿西河沿胡同向北走，刚走20米，听到背后“砰”的一声，是枪响。这时他看见有个男人拿一把枪，向他这条胡同跑来。他担心是流氓斗殴，另一方也有枪，把他裹在里边，立刻加大油门向前冲，到胡同口朝右拐，回头看看，那个拿枪的人向左拐了，他才放下心来。
他的印象：持枪人身高1．76—1．78米，穿绿色羽绒大衣，戴棕色毛线帽子，放下可以把脸盖住，人很健壮。那人跑到西边胡同的厕所附近，一拐弯就看不见了。两三分钟后，罗某某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又顺西河沿胡同回到烟市。
许桂花来京前是西安市火柴厂的职工，丈夫在西安某设备厂工作。她来北京刚刚一年。
许桂花的妹夫是武警总队某研究所干部，妹妹随军来京。因有着这层关系，许桂花1994年来北京游玩一次，首都给她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1995年，她说服了丈夫，正式来北京找工作。后经人介绍，到德胜门烟市，为汪之泓帮工。汪之泓的爱人也在西安工作，这样算来，她们是半个老乡。许桂花为人忠实，做事可靠，汪之泓对她十分信任。她出去办事，许桂花能给她当半个家。
许桂花死亡之后，她的丈夫、大姐、二姐，小妹夫4人自西安来到北京，小弟也从南京赶过来，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震惊了。
许桂花遭到抢劫意外死亡，摊主汪之泓在经济上也承受了重大损失。除去被抢劫的6万余元，她支付许桂花的丧葬费、抢救费、父母赡养费和儿子抚养费，又花掉7万元。
这桩血案，元凶就是白宝山。
他的目标是抢钱，至于这会给无辜者带来怎样的后果，他是不去想的。“钱是我的，打死你活该。”——这就是他的强盗逻辑。
白宝山从辛集、石家庄空手归来，表面看，他把抢钱的念头暂时撂下，一连几个月没再生事，老实帮着谢宗芬做生意，其实他并没死心。
做生意也要转市场，谢宗芬上货，他关心的是对方交易额大小，周围环境是否适合作案。
他先后研究过木樨园批发市场、“天汇”批发市场和“天外天”批发市场。不是一般地转转看看，他把市场里里外外都琢磨个底儿透。据他观察，木樨园市场，好的摊位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4—5万元，但那里人多，不好撤出来。“天汇”和“天外天”也有类似情况。他因没考虑好退路，迟迟没有动手。
12月份，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下了德胜门桥，沿护城河向西走，走过两条胡同，无意中就发现了这个烟草批发市场。
进去转了转，这里的生意看上去清淡，交易额却是惊人的。一次批烟几万元。两三笔生意做下来，就是十几万。周围的地形也不错，人不很多，胡同却多，向北向西都能钻出去。
一连几天，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观察烟市的生意和人员情况，选择他的袭击目标。
终于选定一家——不是汪之泓的摊位。那家生意做得比其他烟摊好，每天都有一辆汽车开过来送货取钱，一般在20万上下。来车的时间约在上午10点左右。
12月15日，天刮大风，气温急剧下降。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6点钟，天麻麻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枪，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子弹压满——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冒着严寒蹬车去德胜门，这一路整整骑了一个半小时。他把枪藏在德胜门外距烟市不远的一条死胡同内，那地方有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
这是他每次作案都要考虑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堆积场距现场很近，取枪方便。堆积场旁边有个工地，尚未完工，场内堆积物短期不会被清理。位置也隐蔽，连通堆积场的是条死胡同。这地方选得太理想了。
他把自动步枪埋在墙根上，然后返回。
第二天——12月16日，他照样早6点起床，戴上那顶灰色毛线帽——这个帽子是谢宗芬给他买的，放下来可以遮住脸，仍蹬自行车去的德胜门。
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进烟市。时间才7点半。没带武器，穿一件墨绿色半大羽绒服，戴着浅灰色毛线帽，前边有个小舌头——现在帽子是卷上去的。
守株待兔，在他看好的烟摊对面坐着，偶尔溜达一下。烟市上也是人来人往，并没有人注意到他。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今天没有开板。店铺锁着门，死气沉沉的。老板没来，伙计们也没来，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
本来白宝山已计划好，汽车一到他就动手。时间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货车停下，他蹬自行车取枪，赶回来正好他们结账算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慑力。谁也不甘心20万巨款被抢走的。他必须开枪见血，让对方知道，他是个亡命徒，要钱的，就别要命。
然而，鬼使神差，不知主家有什么事情，竟好好地错过去了。
开始白宝山还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时间滴答过去，他知道必须另打主意了。
临近中午时，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有个年轻女人在收钱。女人戴一条白围巾，短发，微胖，人很端庄。他走得近些，用眼角瞄扫那边。这女人正跟一个男子交易，提着个手包，拉链打开着，里边有厚厚一沓人民币，看上去有几万块钱。那个男人又交给她1万，她正低头数钱。
白宝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几万块钱也不算少，就抢她吧。
他迅速走进胡同，骑自行车到垃圾堆积场取枪，又沿原路返回，整个过程仅用了10分钟。
这时他枪已在手。
白宝山把灰毛线帽拉下来，形成一个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后大步走过去。
抢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开了枪，把身前这个并无反抗能力的年轻女人打死了，然后向惊乱的人群又连开两枪。
枪响之后人群立刻逃散了，这达到了他的目的，使他得以很快钻进胡同，甩掉帽子（把它扔到房顶上），把枪收进袋子，袋子挂到车把上，蹬自行车返回垃圾堆放场。
这个过程无一人看到。
当老板娘报警，警察赶到现场时，白宝山已来到安全地带。
他把包里的钱取出，用两个塑料袋装好，埋在垃圾场一角，枪埋在另一角，装枪的木盒子扔到一间破房的顶上，抢来的坤包埋在第三处……然后，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
两天后，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跟我出去转转。”
谢宗芬问：“出去转什么？”
白宝山卖关子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有钱，你跟我取回来。”
谢宗芬嘴上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心里却明白，白宝山肯定是抢钱得手了。
仍穿那件墨绿色羽绒半大衣，里边套上谢宗芬缝制的枪带，两人坐地铁到德胜门，再乘22路公共汽车到新街口，走过一个过街天桥，来到那个垃圾堆放场。
白宝山让谢宗芬在外边等，他走进去，把钱找出来放进自己的提包，敞开怀，把枪挂身上，系好衣扣走回来。
谢宗芬问：“拿到了吗？”
白宝山说：“拿到了。”
谢宗芬问：“拿到多少？”
白宝山说：“我没数，有六七万吧。”
他们没再转，也没去其他地方，“取’了钱就返回北辛安。
锁上房门，钱甩给谢宗芬数，谢数了两遍，一共是65170元。白宝山从中拿出5000元，递给谢宗芬说：“这钱给你，留着做生意用。”
谢宗芬并没把这笔钱放在生意上，她觉得做生意的资金够用，第二天就把这笔钱寄回了四川老家。
余下6万元放在白宝山手上，他既不存也不花。开始在家放了一段，后来干脆埋到山上。
取钱的这天夜里，白宝山又像讲故事一样，把抢烟摊的经过讲给谢宗芬听。
谢宗芬问：“那个女的，你把她打死了？”
白宝山说：“那么近，我的枪，是从前胸打进去的，八成死了。”他始终认为，那枪打在了胸上。
谢宗芬咯噔就没再说话。
或许，她有一丝同情那个女人，或许，她多少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这次的杀人案比过去讲的要近得多，被杀的跟她一样，是个做买卖的女人，谢宗芬不可能不受到震动。 第二天白宝山警告她：“这件事你不能讲出去，你要是讲出去，我也杀了你。”
这种威胁，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1996年的冬季，北京连着下了几场雪。谢宗芬没有出摊，白宝山也没再作案子。天气是太冷了。
白宝山在北京做的抢劫案（以抢钱为目标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
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100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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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八）

时间进入了1997年。
北京是平静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按照警方所判断的，在北京继续作案，也没有在北京周围地区继续作案。
自1997年春天到仲夏，这个穷凶极恶的持枪歹徒隐藏了起来。在北京西郊，在北京市内，在河北地区—一乃至在全国，那支打死我两名解放军战士、击伤7名军警人员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再没打响过，那支杀死女烟贩许桂花的“81—1”式自动步枪，也销声匿迹。
犯罪分子蛰伏了起来——他消失了，不见了。
这并不符合常理。
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及布控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尽管罪犯没有出现，尽管没发生新的情况，没发现新的线索，尽管犯罪嫌疑人的枪没有打响，“3•31”专案组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徐水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把侦查的范围扩大到河北省周边地区。在排查条件中列入与河北徐水有联系的人员这一条。对现场子弹的追踪调查，把侦查方向引向新疆，排查条件中又列入与新疆有关这一条。而德胜门抢劫烟摊案件发生后，我们知道犯罪嫌疑人手中有一笔可观的经费，足以支撑他在更大范围内隐藏，或流窜作案。
案情已辐射向全国。
为此，北京“3•31”专案组向全国发出协查的通报。
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这里有着16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13个主要少数民族，总人口1700余万。
新疆的风情，已越来越被内地的人们熟悉起来。举世闻名的吐鲁番葡萄，天山草原上肥美的牛羊，金色戈壁中仁立的油井……新疆盛产“两白一黑”，即优质的棉花和羊毛以及储量丰富的石油。新疆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被、白云母、钾长石贮量占全国首位，稀有金属铯、铂、锂、铋、铌储量均居全国前列。新疆的阿尔泰山是有名的金山，南疆的和田地区盛产宝石。
新疆以天山为界，在地域上分为南疆和北疆。北疆湿润，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影响到这里，适合于农作物和牧草的生长。兵团垦区大多在北疆，这里有着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等风景优美的天然牧场。南疆干旱少雨，年降雨量平均不到50毫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占了南疆的大部分版图。南疆重镇喀什是座美丽的边境城市。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的铁路已经全线修通，新建的沙漠公路横穿塔克拉玛干腹地。南疆，不仅将以盛产石油称著于世，还将成为不亚于撒哈拉沙漠的旅游胜地……
新疆距内地又相当遥远。
从北京到新疆乌鲁木齐，坐飞机要飞三个半小时，乘火车走三天三夜——在我们这本书里，北京与新疆，不幸由一名罪犯联系起来。
1997年元月过去，转眼到了春节。
谢宗芬要回四川老家看望父母，被白宝山狠狠揍了一顿。
这时的谢宗芬，挨打是家常便饭。她在后来的供述中说；“春节前，我想回老家看看，白宝山不让我回去。他说，春节过后要带我去新疆。我不愿意，他就打我。第一次打得我七天起不来床，第二次打得我五天起不来床。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他不让我跟他家的人说我们去新疆，仍让我说他是陪我回四川。”
谢宗芬挨打的情形，白家的人都知道。
一次，小弟的女友文伊去看谢宗芬，见谢宗芬脸上有伤，身上也有伤，问她是怎么弄的？谢宗芬说，是我自己摔的。文伊回去后对小弟说；“你大哥打谢宗芬了。”
白母、大弟知道白宝山经常殴打谢宗芬，但他们觉得，对白宝山的事，没法去管。母亲深知自宝山的秉性，老人抱着这样的态度：在家，我尽量养着你，不希望你去干坏事，但是，你的钱，不管是怎样得来的，我一分也不花。
白宝山在外做什么，老人一般不问；白宝山在母亲面前，也不敢过于放肆。
春节过后，白宝山突然对家人宣布，他要跟谢宗芬一起去四川，这次要注得长些，三月五月不见得回来。
临行之前，他把北京的事情，做了安排。
他挖出抢劫的赃款——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5000，他基本没动，把其中的5万元悄悄交给大弟，说：“这是我和谢宗芬做买卖挣下的钱，你先替我保存。我什么时候用，会给你来信，用多少，你按照我给你的地址寄过来。”
大弟应承下来。
余下的1万元，白宝山带在身上。
家人都认为他们要南下四川，只有谢宗芬明白他们是西去新疆。
白宝山提前把枪挖出，带回家中，藏在床下。到走的那天，他和谢宗芬收拾好行李，一起到火车站买好去新疆的卧铺票，又返回家里吃饭。时间差不多了，他让谢宗芬跟大弟和弟妹说话，自己拿钥匙过去，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走回来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大弟和弟妹要送他们去火车站，白宝山坚决不让。他们只好把白宝山、谢宗芬送到地铁口，在这里分手告别。
回新疆，是白宝山自释放日就抱定的目标之一。回北京是一个打算，如果在北京过得不好，他就再回新疆。在狱中，他也设想过在新疆的生活出路，他打听过边贸的情况，也考虑过做棉花生意，他还打算学开车——在新疆跑长途运输是个来钱的职业。但现在不同，他有了枪，又有一笔资金，他的胃口一下子撑大了。他来新疆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弄钱，实现他抢劫300万元的既定目标。
当然，他来新疆还有一个打算——再弄些子弹。在北京弄子弹是困难的，他手里的弹药越打越少，他必须想办法加以补充。
白宝山身上带着枪，从北京火车站进站上车，是一个关口。
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X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
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二楼，他自己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二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支“81—1”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来，装进提包里。
然后，他和谢宗芬在二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
剪票，上车，一路绿灯。他们在卧铺车厢呆了72小时，火车经西安、兰州、嘉峪关、哈密，直到乌鲁木齐，路上没人查验行李。
在乌鲁木齐出站也很顺利，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回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2月的乌鲁木齐，路上的积雪还没融化，天气仍然寒冷。一年前，白宝山从这里返回北京，那时他还怀着朦胧的希望，现在返回这里，他已没有了任何幻想。他的手已经染血，那是士兵、警察和无辜群众的鲜血，他已经有3条命案（不算在监狱里杀害的两人），他的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他仍将顽固地走下去。
新疆，对谢宗芬是陌生的。
她只在小学课本上读到中国有个新疆，她做梦也没想过要来这个地方做“生意”，跟着这么一个可怕的杀人犯。
路途的遥远，她从昼夜不停的车轮上已经体会到了，她总认为该到新疆了吧，可火车总是继续向前奔驰。窗外掠过一片辽阔的戈壁，到处是沙漠和荒山，几乎看不到人烟。给她的印象，新疆太荒凉了，既遥远又偏僻，那地方什么都没有。
火车还在向前行进的时候，谢宗芬并不知道前边会有什么在等待她。她已经完全被白宝山制服，包括精神和肉体，她已经堕落为白宝山的同谋，一个失去了自我的奴隶般的同谋。
她在后来的交代中说：“我怎么办呢？我不可能不听他的，我不听，他就要杀掉我。我很害怕，我只能跟他走。他做什么我不管，我只管做我自己的生意。”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白宝山向她许愿说：“我带你去新疆，等做生意挣了钱，我就放你回四川。”
这成了谢宗芬唯一的希望。她盼望着白宝山“挣”到钱，到了那个时候，她才有可能离开他。
作为第一站，白宝山来到石河子143农垦团场。
石河子是一座“兵团城市”，位于乌鲁木齐以西约150公里的乌伊公路上。
石河子的地理位置，南传天山北麓，北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西与玛纳斯县和沙湾县接壤。这里水源充足，天山融雪形成的玛纳斯河流经石河子境内，注入夹河于水库。沿河沟渠纵横，这是兵团战士多年建设的成果。正是这些发达的干渠支渠，把戈壁改造成良田。如今的石河子市，是伫立在戈壁滩上的一颗明珠。
白宝山、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转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143团
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
白宝山来143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143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给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搞子弹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起来，出去勘查弹药库去了。算一算，他离开新疆也就一年多的时间，街道都是熟悉的。然而，当他走近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眼前的情形已面貌全非，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
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族馆，他对谢宗芬说：“这地方不住了，我们今天就走。”
谢宗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不住这儿我们去哪？”
白宝山说：“去147团场，我在那边有朋友。”
现在的谢宗芬，绝对听从白宝山的。白宝山说住，她就住，白宝山说走，她马上收拾行李，等着白宝山出去打听班车。
恰好当天有去147团场的车，时间也赶趟。
147农垦四位于石河子市之北，从143团去147团场，要经过石河子市区，再向东北走50公里的路程。在颠簸的公路上，白宝山告诉谢宗芬，他有个狱友，叫吴子明，家住在147团，是他的铁哥们。
到达147团，已是下午。给谢宗芬的印象，这里的团场跟农村的乡镇差不多，路边都是砖结构或土坯盖的平房，中心地带才有不多的几座小楼。沿街有些门脸、饭馆什么的，显出些热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她心里仍跟白宝山赌气，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生意可做？这跟北京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下了车，白宝山留她看着行李，自己去打听地址。好半天才转回来，带着她来到吴子明的工作单位。
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颌，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
见到白宝山，这个吴子明显得格外高兴。他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看得出两人关系极好。白宝山介绍谢宗芬，说：“这是你大嫂。”是不是真嫂子并不重要，狱友之间，对女人都用这种称呼，吴子明见谢宗芬第一面就是明白的。
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服刑时，在众多的人犯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他曾对别的狱友说过：“白宝山出去能干大事。”后来两人先后出狱，分手时约定，将来有机会，联手干些事情。因此，白宝山来找吴子明，也有履约的意思。
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15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给白宝山写了个便条，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
吴子明家不在团部，在下边的8连。距团场有3公里远。一路上都是土道。吴家住在连队（村）的东北角上，土墙土院，但收拾得十分整洁。吴子明这个家是他养父家，小时候父亲把他过继给大伯，他在大伯家长大。吴家的几个，也是互相影响吧，除了堂弟吴子兵之外，多少都犯过“事儿”，受过政府的打击。
有吴子明的字条，吴家对白宝山二人很热情，割肉炒菜，款待他们。吴子明回来，大家坐下吃饭，没等白宝山开口，他就对养父母说：“我山子大哥要在咱家多住几天，他打算在这边做点买卖。”
吴家房子较多——这地方的房子，围着院子盖，里边的房屋连通着。吴子明把自己的住处腾给白宝山和谢宗芬，他搬到小屋；吴子明的养父母另有房间。两人就这样在吴家安顿下来。
公开场合，白宝山说他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行市，打算做点棉花生意。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到多少工资？”吴子明说：“也就5000块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你打算干点什么？”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棉花款。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它一次。”
他们间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干它一次是什么意思。
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
石河子地区是新疆重要的产棉区，棉花款是一笔大款项。
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来到新疆，白宝山对谢宗芬的管束倒不那么严格了。白天他和吴子明出去“做事”，留谢宗芬一人在家。谢宗芬是个闲不住的人，对生意和市场特别感兴趣。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在场部的中心市场卖烤羊肉，她在吴家无所事事，就跟着吴子兵出摊，帮他串羊肉串儿。很快，谢宗芬便在市场上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她们都是兵团家属，在市场上摆摊做买卖。
四川老乡见面熟，谢宗芬又在外闯荡多年，自己也摆过摊卖过布。大家一起聊天、织毛活、帮摊、彼此间送东送西……一来二去，大家成了好朋友。
其中有位叫刘秀芬的，在场部南头居民区有一套空房子。谢宗芬拉呱着，打算租过来。毕竟吴子明是一大家人家，毕竟他们两个外人一起住着不方便。这处房子在团部，离市场离公路都近。谢宗芬先过去看了看，一个独门独院，地点挺背静的，连堂屋有三间房，就是房子破旧些。
谢宗芬把这事跟白宝山说了，白宝山跟她过去看房，他也觉得满意。这样，谢宗芬就把房子租下来。
简单地收拾收拾，买了煤气灶，置办了些锅碗瓢勺——白宝山和谢宗芬先搬了过来。没几天，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过来，三人住在这边。
自从见了白宝山，吴子明就再也离不开他了。白宝山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天不见白宝山的面，他心里就没着没落的。
好在这边房子多，白宝山、谢宗芬住一间，吴子明自己住一间，另有一间房放破烂。
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谢宗芬有她自己的活动场所。她不用别人操心，白天上市场，一泡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吃过饭就出去找四川老乡串门，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节奏。
这些天，白宝山两个转棉花点的收获并不大。新疆的垦区土地辽阔，各团场乃至各营连相距都很远，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的进度十分困难。
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打算买辆摩托车。吴子明说：“需要当然是需要，可到哪去弄钱呢？”白宝山说；“钱你不用管。”随后他就给大弟写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0000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弟，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
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70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147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
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先后跑近50多个棉花加工点——然而，他来得不是时候，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多少现金。
白宝山不得不推延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死心塌地”地要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着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5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亮给吴子明看了。
这令吴子明赞叹不已。
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条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他一条枪。”
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
奎屯市在石河子市之西，也在乌伊公路上。乌伊公路是北疆重要的交通干线，也叫312国道。312国道东接哈密，与甘肃省相连；自乌鲁木齐向西，依次经过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石河子市、沙湾县、奎屯市，再向西连通伊犁口岸。公路沿线是北疆的人口稠密区，新疆的农业、轻纺业，主要集中在这里。
奎屯又是乌伊公路和独克公路（独山子一克拉玛依）的交通枢纽。
按照兵团系统的划分，石河子市又叫农八师，奎屯市是农七师，两市相距100多公里。
1997年6月5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
他的目标，是抢劫军用枪支。
5月下旬，白宝山、吴子明骑着嘉陵摩托车，多次到乌伊公路两侧的玛纳斯县、沙湾县、奎屯市、新湖农场等地的部队驻地“踩点”。这次行动之前，他们曾在夜里摸进玛纳斯一处兵营的岗楼，但因哨兵没有带枪，白宝山便没动手。上次来奎屯，白宝山在市郊看到一处营房，门口的哨兵背着和他一样的“81—1”式自动步枪，他立刻萌生了抢劫这条枪支的念头。
这处营房，是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
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在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
他考虑摩托车目标大，容易暴露。比方车牌号，车的颜色，一旦被人看到很可能把他们查出来。因此，他决定作案时不带交通工具。
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10点钟（因时差关系，10点相当于晚8点），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枪支，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
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
晚上11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
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
可是——这次很不凑巧。
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钻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
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
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
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
他快步朝大墙走过去。
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
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
里边的士兵没再追。
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
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班长说了要提高警惕那样的话。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放了过去。
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
他说：“快走，遇到人了。”
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312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雪亮的车灯打在他们身上。
这本来没什么不正常，任何走夜路的人也难免遇到来往的车辆。然而，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
这位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
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
吴子明立刻走过去，先接受检查，白宝山煞在后边。
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开枪。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是可以搪塞过去的。
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
这一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吴子明的包能查，他的包不能查，他包里有枪，一检查非露馅不可。在吴子明接受检查的时候，白宝山已经把装枪的长包端了起来——他来不及取枪，甚至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搂响了扳机。“砰砰”两声——因这个动作制约了射击的准确性，子弹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
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抽身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十分麻利。
白宝山没再打第三枪。
枪声一响，两头心虚。“军人”开车跑了，他们撒腿也跑。吉普车向北开过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
这件事在我们内部闹了一个不应该有的误会，以致于本来很重要的线索长时间被搁置起来。两位民警回到派出所，立刻汇报了所遇情况，因事情蹊跷——奎屯市治安情况良好，多年未发生过枪击案件，两人又均未受伤，吉普车上也没留下弹痕，他们的报告似乎存在着疑点。第二天，奎屯市公安局领导亲率刑警队和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勘查，找到了出事地点，却没发现弹壳和弹头，这事情就愈加说不清楚。有人怀疑他们报假案，甚至有人背后挖苦说，想立功也不能这样搞啊？言外之意这起枪击案件是杜撰出来的。事情弄得真假难辨，两位民警抱着委屈，事件也几乎成了笑谈。直到白宝山连续在新疆作案，造成了重大影响，直到自治区公安厅向全疆发出通报，这条线索才反映上来。奎屯市公安局领导向区厅杨德禄副厅长直接做了汇报，引起厅里的重视，此案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当时的白宝山和吴子明着实吓一大跳。
他们认为这件事一定惊动了当地公安局和奎屯驻军。因他们鸣了枪，暴露了自己。
两人没敢走乌伊公路，也没敢乘坐火车和汽车，更没敢在路上停留。他们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20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141团场，才乘坐班车返回147团场住地。
此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141团场，距白宝山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这也是他做零星犯时常来的地方。
请记住141团场。
不久之后，这里发生了一件奇特的说不上是什么案件的案件，曾使当地警方久久困惑不解。
那是白宝山选定的又一个攻击目标——白宝山的这个决定，与他败走奎屯，途经141团场有关。
就算是触景生情吧，白宝山回忆起，141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人犯在141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白宝山曾详细询问过这个军械库的情况和他盗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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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九）

石河子141团场距147团场约55公里，距石河子市70公里，三地形成个三角形。石河子市下属有两个农垦区，一个是下野地垦区，在沙湾县境内，统辖包括141团在内的9个团场；一个是莫索湾垦区，在玛纳斯县境内，统辖147团等4个团场。
141团场的军械库，存放本团民兵训练用的枪械、弹药。白宝山自奎屯归来，路过141团时，从外部观察这个仓库的位置。
一个新的袭击计划，迅速形成了。
白宝山把这个计划看得十分重要，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141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城库的值班情况。
军械库是个独立的院落，周围没有重要机关，对面是团场中心小学，外围都是菜地。军械库围墙很高，不易攀登，大铁门牢固，加有铁锁。该库白天无人值班，但院里豢养着护院的狼狗。晚上有值勤人员，人数不详。
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定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
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翻墙不可取，即便能够进去，出来也会麻烦。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为此，两人找到148团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条撬杠，一长一短，备用。
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式是用一束底钩，绑上肉，狗一吃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再想办法把狗打死。
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7月5日，白宝山、吴子明带着干粮和饮用水，带着装枪的提兜，坐班车来到141团场。白宝山黑汗衫、蓝裤子、白球鞋；吴子明绿马甲、绿军裤，网眼皮凉鞋。两人先来到距军械库大约一公里远的树林里休息，吃些东西，并在这里制作好套狗用的鱼杆。
下午6点（相当于4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
周围很安静，对面的小学校园静悄悄的，周围的菜地里也不见一个人影。
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
十分不巧，白宝山自从来到新疆，每每作案总是不巧——有位老汉从家里出来，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莱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背着一支枪，蹲在仓库大门口，不知道在干什么。
老汉站住。
白宝山瞪他，用手比划了两下，让他离开。
老汉没动。
白宝山就吼了他一声：“没你的事儿，少惹麻烦！”
这时，吴子明也从后边赶过来。
老汉立刻走开了。这两人不像好人，但他并没看见他们要干什么。心里生疑，但还是走到自己的地里浇水去了。
白宝山行动前就遇到了人，这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鱼杆套狗的方法放弃掉，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
其实不用枪也是不行的。院里的狼狗不只一条。刚刚推开铁门，第一只狗便扑上来，龇着犬牙，冲他吠叫不止。
白宝山没有犹豫，把枪一顺，对准狼狗。砰砰就是两枪，那狗应声倒下，嘴角流出鲜血。这时他又听见值班室内还有狗叫，白宝山冲过去，又朝屋里开了两枪。他的射击有如神助，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
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3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他们期望的枪支弹药。
两人出来，又撬开1号库房。
结果是一样的。库房的货架上放着炸药、导火索，穿甲弹、人工防雹弹，还有部分服装和其他器材，但没有军用武器，仅在一个货架上放些空的自动步枪弹夹。
由于响了枪——白宝山原计划不开枪，在时间上不允许他们再做拖延，白宝山不甘心地撤离了军械库。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仍然没带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这是白宝山的一条经验，步行离开现场是最安全的。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警方一般认为犯罪分子会快速逃离，会带有交通工具，往往忽视步行者。
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141团场距147团场有50多公里路程，两人整整走了一夜。
凌晨4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夜里赶路在这地方极少见，这又不是公路，是戈壁中的土路。白宝山放松了警惕——枪没收起来，始终背在身上。
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
他顿时起了杀心。
两人白天在141团“军械库”作了案，开枪打死两条狗。现在，有人看到他们的枪，而他们正走在141团与147团的连线上。这不是件小事情，弄不好会把警察引过来，暴露他们的藏身地点。
这个人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
走夜路的人警惕性都很高，谁都怕遇到坏人。这位夜行者看见他们之后立刻加快了脚步，想迅速离开——但已经晚
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一串火链打过去，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
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
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弄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这个无辜者也是四川人，他给白宝山留下的印象是；微胖，身高约有1．74米，年龄30岁左右。名字当然记不清了。
他因何来新疆，为何要一个人走夜路，都是永远无法揭开的谜。我们只能知道，1996年7月6日凌晨4点，一个四川男子在戈壁上遇害，他的尸骨。将永远留在141团至147团间的荒野里，陪伴那里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
这起杀人案白宝山在“余罪”中做了交代。由于他记忆不起杀人及掩埋尸体的具体地点，在案件最终的审理判决时，此案未被列在判决书中。
由于大戈壁的荒芜和辽阔，被害人的尸体，至今未没被警方和当地群众发现。
在白宝山的时间表上，他突然加快了作案速度。
初到新疆的几个月，白宝山跑过不少地方，也踩了许多“点”，但他既没抢到枪，也没有抢到钱。从整个过程看，白宝山在这一阶段似乎表现“平庸”，到新疆来做事，他处处都不顺利。
他来到新疆的第一天，就想搞143团场弹药库，因原库址已改民房，只得停下。这之后，白宝山调查了多处棉花加工点，始终没找到可下手的地方。5月底，白宝山向吴子明透露了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再次把作案目标转向抢劫武器，然而，策划抢劫奎屯军训中心哨兵枪支未能得逞，策划抢劫141团场军械库武器弹药结果补空，他在两处地方都亮了枪，结果却一无所获。
按照常规推断，白宝山也有“狗急跳墙”的时候，他不耐烦了，因此而大开杀戒。其实不然。
如果说初到新疆的几个月里，他的行动显得笨拙、杂乱无序，这都与他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有关。而在这时，也就是在他袭击了141团“人影库”之后不久，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他迅速抛弃掉抢劫棉花款的计划，把目光转向新的目标。
事情的起因，还是来自谢宗芬。
谢宗芬在新疆的生活，跟白宝山截然不同。她与新结交的四川老乡走动频繁。最亲密的几个人，一是租给她房子的刘秀芬，谢宗芬管她叫“姐”，“姐”在市场上开着个小卖部。另一位老乡叫宋朝莲，谢宗芬管她叫“姨”。还有一位，谢宗芬叫她“三姐”，“三姐”是四川绵阳人，在市场上卖凉皮。第四位是谢宗芬的邻居，搬进刘秀芬的空房之后，她就结识了这家邻居，也是四川人，也姓刘，谢宗芬晚上常去刘家串门儿。
刘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在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遇到，问长问短地跟刘家女儿聊过闹天。
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
谢宗芬来了兴致，问：“那个边疆宾馆都做什么生意，怎么个好做法儿？”
刘家姑娘说：“那个地方，全是做外贸生意的，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多了，有不少外国人，大把大把地挣钱。那地方中国人的生意也好做，摆个小摊，卖什么赚什么。我要是有钱，就不干这个穷翻译了，也在那儿租个铺子，做买卖。”
谢宗芬动了心，仍不大相信，问：“那地方的钱就真的那么好赚吗？”
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地方的人多有钱。那地方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
回到家，谢宗芬把听来的关于边疆宾馆的事一字不落地讲给白宝山。
白宝山听了很高兴，对谢宗芬说：“明天，你跟我到边疆宾馆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
边疆宾馆在乌鲁木齐市东南的延安路上，距新疆大学校园不远。早年，这地方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改革开放后，慢慢成为新疆最大的边贸市场，是国家二级口岸。边疆宾馆占地面积很大，中心区有个交易市场，叫商贸城。两边各有宾馆大楼，东侧的叫东楼，西侧的叫西楼，多为做生意的外国商人租住。商贸城正前方，有个数千平方米的停车场。宾馆楼下，有一溜店铺，卖日用杂品的，卖烤肉卖小吃的，卖水果饮料的都有，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白宝山陪着谢宗芬，先看了摆摊的地方。谢宗芬瞧人家怎样做买卖，白宝山看对方的交易额，转一圈，没见什么大钱。
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
白宝山说：“你自己去看吧，我在门口等你。”
谢宗芬进去，他独自站在门外。没一会儿就有个维族人拿着一万块钱人民币朝他比划，白宝山听不懂他的话，但知道这是换外汇的。他说：“不换。”那人摇摇头，走开了。
白宝山开始注意周围，他看到交易市场门口聚着很多人，仔细看停车场上也有，宾馆门口也有。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竟装的都是钱，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一个包内就有十几万、几十万不等。
白宝山的眼睛立刻眯缝起来，里边冒出了红光——他盼望已久的目标终于出现了。他干什么还在下边的垦区辛辛苦苦地转来转去，他真正的目标应该在城里，在乌鲁木齐，在这个边疆宾馆。他来到新疆就想做大案，他抢枪搞弹药，为的也是做大案，可大的目标始终没有出现。他想过抢银行，可人家防范得严密，他靠不上前。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个鼓囊囊的包裹，这不就是移动的银行吗？
回石河子的路上他问谢宗芬：“那个地方怎么样？”
谢宗芬说：“不错啊，要是在边疆宾馆儿摆个摊儿，挣外国人的钱，肯定发财。”
白宝山冷笑了，他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的全新的打算。
白宝山一心想作大案，抢大钱。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明白，在边疆宾馆这样人员集中的地方做案，不是个小动作，他必须在各方面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首要的，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去边疆宾馆之前，他和吴子明一起骑摩托车去过新湖农场，物色作案地点，准备抢劫新湖农场武警战士的自动步枪。从边疆宾馆回来后，他改变了主意，对吴子明说：“新湖农场的自动步枪不搞了，我们直接搞手枪。”
当天晚上，他跟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
他问吴子明：“咱们这地方，都什么人有手枪？”
吴子明说：“警长以上的都有手枪。”
白宝山说：“你抓紧摸摸具体人儿，哪些人的枪好搞，定几个目标来。”
两天后吴子明就把“情报”摸了上来。他为白宝山提供了三个对象，其中两个是147团的，吴子明提供了姓名、住址等详细情况。另一名叫姜玉斌，家住在147团场，工作单位在50公里外的149团场，是149团警务区的警长。
白宝山划掉本团场的两名警察——他对吴子明说：“我的印象里，石河子还没发生过杀警察抢枪这么大的案子。事情一发生，肯定会引起公安方面的重视，一定会在发案的地方来一个大清查。我们不能在147团干，要不，一查准会把我们查出来。”
吴子明也说：“那就别弄147团的了。”
三个目标缩减成一个——只剩下了姜玉斌。
两人立刻着手，收集姜玉斌的材料。
没目标是一回事，有了目标才发现，现成的机会就摆在他们眼前。
姜玉斌因在147团场居住，常到市场上吴子兵的烤肉摊上吃羊肉串，他不认识吴子明，但跟吴子兵关系很熟。
就在白宝山决定对姜玉斌下手的这几天，吴子兵正托付姜玉斌帮他在149团那边买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吴子明对吴子兵说：“我看你烤肉摊挺忙的，也抽不开身，不行我和山子骑摩托替你跑一趟。”
吴子兵说：“我正犯愁呢，哥你去正好。找见姜警长，一定要让他带着你们看看羊，别先侃价格。”
吴子明说：“这我知道。”
吴子兵说：“哥你哪天去，我给姜警长打电话联系好。”
吴子明说：“就今天吧，你打个电话看他在不在？”
当天上午，吴子明、白宝山骑着摩托车来到149团，白宝山打算先接触一下姜玉斌，认准了人，抽机会看看他是否真有枪，他的枪是不是由他保管，顺便摸一摸那边警务区的情况。
两人到的时候已过了中午，打听到警务区，吴子明问：“姜警长在不在？”对方是一个联防员，见了他们问：“是买羊的吧？姜警长等你们半天了，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说着，很热情地带他们来到姜玉斌的值班宿舍。
进了屋，姜玉斌正躺在床上看电视，见到他们坐起身，问：“你们谁是吴子兵的哥？”
吴子明说：“我是。”
姜玉斌说：“羊已经给你们找好了，你们先过去瞧瞧，看行不行？”
吴子明说：“那好，咱们先去看看羊。”
说着话，白宝山在后边一声不吭地把屋里的情形看过一遍，两张床，两个办公桌，门口有道铁皮火墙。火墙的位置有利，进来人是个掩护。
姜玉斌下床，伸手从枕头底下把“五四”式手枪抽出来，插进腰右侧的枪套里。
白宝山大喜过望，他不虚此行，不仅证实了姜玉斌有枪，而且毫不费力就发现了他平时放枪的位置。
姜警长热心肠，他借了辆摩托车，陪着他们一起到下边连队去看羊。到了连队，羊的主人把他们带到羊圈，吴子明看看就撒了嘴，嫌羊太小。姜玉斌也说羊小，对吴子明说：“要不就算了，这羊杀不出肉来，有合适的再说。”吴子明也说：“先不买了，等有机会，我再听你的信儿。”三人骑摩托车又返回来。
姜玉斌蒙在鼓里，对他们毫无警觉；两个暗藏杀心的歹徒当天晚上就躲在光线昏暗的小屋里，再次研究了杀人抢枪的细节。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说：“这次要用交通工具，骑自己的摩托车肯定不行，露了天儿，跑都跑不了。”
吴子明说：“要不咱们再去偷一辆？”
上个月，吴子明曾偷过一辆红色摩托车，但因马力小，车子有毛病，又把它扔了。
白宝山说：“偷恐怕有毛病，还是搞一辆吧。”
“搞”就是抢的意思。
两人又谋划起怎样“搞”摩托车来。抢什么样的车，在什么地方下手，开摩托车的人如何处理。白宝山说：“无论他给不给车，也要把他干掉，不能留活口。”吴子明没杀过人，眨巴眨巴眼，不免吸了口凉气。白宝山说：“干案子，必须这样做。”吴子明说：“那行吧，就照你说的办。”白宝山看出他心里发虚，又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拦下车，我用枪把他逼住，你用榔头砸他的头，把他砸死。”吴子明答应了。
两人直到深夜一点才睡觉。
王吉平是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的农民，当年34岁。玛纳斯县与石河子市比邻，位于石河子之东。新疆石河子地区的地域与行政划分比较特别，石河子莫索湾垦区所属的147、148、149、150团场，均在玛纳斯县境内。玛纳斯县与沙湾县是东西相邻的两个县，同样，下野地垦区所属的9个团场均在西边的沙湾县境内。
新湖农场在玛纳斯县北部，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向南依次是148团场、六户地镇、147团场、北五岔镇、再向南是紧靠着石河子市的玛纳斯县城，越向南人口越密集。
1997年7月29日，王吉平一早乘坐班车，从新湖农场来到北五岔镇，走进副镇长王吉江的家。王吉平是王副镇长的堂弟，他到堂兄家是来借摩托车的。王镇长有辆“雅奇-125”型红色摩托车，八成新，王吉平打算骑摩托车到下边西沙窝岛村去看地。如果合适，他就承包下来种棉花。
上午9点钟，王吉平骑摩托来到西沙窝岛村的另一个亲戚家，看完地，又在亲戚家吃过下饭。中午2点30分（相当于12点30分），王吉平从亲戚家出来，骑摩托返回北五岔镇，打算赶3点半的班车回新湖农场。
西沙窝岛村通往北五岔镇有条乡间公路，十分偏僻，又正值中午，路上不见一个人影。
王吉平的摩托车开到距147团约15公里处，发现路上站着一个人，挥手拦车。
新疆人热情，王吉平认为这是个搭车人，于是减慢了速度，到跟前把车停下来。这时候他才觉得事情不对了，因他看见路旁的土丘后边又站起一个人，手里端着自动步枪，三步两步跨上了公路。
事情不好，他遇到了抢车的“土匪”，但是，再起动摩托车已经来不及了。
车把被第一个人抓住，第二个人已经蹿到眼前，用自动步枪顶住他的腰。没办法，他只能下车，在枪口的威逼下把摩托车支好。
带枪的把枪口挥了挥，意思是要他离开公路，朝下边的棉花地里走。
王吉平害怕了，他走了两步就站住，央求说：“兄弟，你们别这样，车你们要就给了你们，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白宝山说：“少废话，跟我们下去。”说着用枪捅他。
王吉平仍不肯走，嘴里说：“你们就放过我吧……”
话没落音，旁边吴子明的锤子就砸下来。
吴子明毕竟不是白宝山，他没用锤子砸过人，干得不得要领。锤子带起了风声，王吉平本能地一躲，锤子没砸在头顶上，打中了他的肩膀。
这时王吉平已经明白过来，央求没有用，他撒腿就跑。
白宝山一抬手枪就响了。两枪，连得很快。子弹从王吉平右胸穿入，左侧胸穿出，击穿肺部和肺动脉。王吉平扑倒在地，挣扎着爬了几步，很快便死亡。
两人把王吉平的尸体抬下公路，放在草地上。吴子明翻了死者的衣兜，没找到身份证，衣兜里有700块钱，一盒烟和一个普通打火机。吴子明统统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处理尸体还是老办法。他们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又沿一条干涸的土渠朝前走。没多远发现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很现成。两人把王吉平头朝下塞进坑里，用事先备好的铁锨把他掩埋起来。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从王吉平遇害，到白宝山被捕，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吉平就这样袒着一只脚，在电线坑中腐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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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十）

姜玉斌不是个爱多疑的人，他对逼近的危险没有丝毫的觉察。他不仅对那天看羊的吴子明、白宝山没有警惕，就是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他在警务区门外再次看到吴子明和白宝山，两人故意躲闪，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这天晚上，姜玉斌带着时春勇，在149团农贸市场上吃晚饭，饭后约上个体无线电修理户自建新，到农工黄伟家打牌，大家玩到晚上10点半。从黄伟家出来，姜玉斌和时春勇一起，跟随白建新来到白家，向他借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抱着回到警务区宿舍。
自下午到晚上，白宝山、吴子明始终在一营营部外边等他。看见二人抱台录像机走进去，看着姜玉斌值班室亮了灯，他们才放下心来。
本来，这天与姜玉斌一起值班的不是时春勇，而是另一位治安员梁新民。因梁新民的爱人要生小孩，他请了假，时春勇临时替他值夜班。
两人进屋说了阵话，姜玉斌把录像机安装好，躺到自己的床上，时春勇躺梁新民的床，两人一起看录像。
门外黑黢黢的走廊里，白宝山携带着自动步枪摸过来。
时间大约是12点半（相当于内地10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就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
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手枪，转身就朝外走。
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
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
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
屋里布满了火药味和血腥气。
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100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发动车，带着白宝山，两人迅速离开现场。
姜玉斌、时春勇的尸体20小时后才被人发现——这个过程有点不可思议。
当天晚上，不仅浇水的几位农工听到枪声，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也听到枪声，事后谁也没有报告。第二天上午，147团派出所开例会，姜玉斌、时春勇没有参加，派出所的同事认为两人夜里值班，早上在睡懒觉，没惊动他们。下午，梁新民曾进入房间，见两人一边一个躺着，又认为他们在睡午觉，悄悄退了出来。出来时见门边桌上的放像机小灯开着，他把放像机关掉。下班前，因同事杨平想看带子，梁新民又带着杨平进屋一次，梁新民喊他们两声，姜玉斌、时春勇都没反应，杨平便自己选了盘录像带，和梁新民一起出来。梁新民随手又把门锁上了（碰锁）。
直到晚上，录像机机主白建新来取机子，从房门玻璃上看到时春勇躺在床上睡觉，敲门却怎么也敲不开。他转到外边的空地，扒窗户向里看，看见姜玉斌身上有血迹，这才怀疑出了事情，把情况向一营杨副营长做了报告。
就在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紧张地铺开侦查工作的同时；白宝山、吴子明也在加紧他们的作案准备工作。
杀害姜玉斌、时春勇之后，白宝山提出，在149团作案时使用过摩托车不能再用，也不能把它存放在家中，这是一个可能引起警方怀疑的物证，必须尽快处理掉。
8月11日，即作案后的第三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各骑一辆摩托车，沿着石莫公路（莫索湾到石河子）向南行驶，拐上乌克公路（乌鲁木齐至克拉玛依），来到夹河子水库主干渠大桥附近，两人停下来。看看公路上前后无车无人，吴子明用匕首把摩托车前后轮胎横向刺破，然后两人一起把摩托车从桥栏上推下水渠。当时主干渠正在输水，摩托车迅速沉入水底，被淤沙盖住。
8月14日，周传强副局长在149团招待所召开第二次侦查会议，市置两案并案后的工作部署——这一天，白宝山、吴子明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首次到边疆宾馆踩点。
边疆宾馆面积很大，地形地物十分复杂。为了摸清情况，白宝山和吴子明在边疆宾馆院内整整转了一天，看好边疆宾馆内部的行走路线，选择好进口、出口路线，选择好藏匿枪支赃物的地点，并确定了最后离开边疆宾馆的逃跑路线。
其中，藏枪藏钱是一个重要环节，他仍采取惯用的手段，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
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700米，原是新疆大学的小农场，后边有一个高耸的土堆，前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中杂草丛生，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
这次来乌鲁木齐，他们带着一把铁锨和伪装用的厚木板，并没携带武器。
林子里杂草茂盛，蹲进去连人都看不见。白宝山在里边挖坑，吴子明在外边放哨。挖坑是白宝山的看家本领，坑口80公分长，50公分宽，口小肚子大，里边有60公分深。挖好后，日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因挖坑是作案的最重要的环节，他操作得十分仔细。
然后他们演习了一次，测算了从边疆宾馆内走到小树林所需的时间。
当天晚上，两人返回石河子147团场。
8月18日，就在自治区公安厅召开联席会议的这一天，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再次来到边疆宾馆。
这次他们做了两手准备：如果遇到机会，今天就实施抢劫，把抢到的钱和枪放到挖好的土洞子里，当天返回石河子；如果没机会，他们就先把枪放到土洞子里，等到第二天再抢劫。
因为他们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已快要收市，他们转了两圈，没遇到“大鱼”，自动放弃厂第一套方案。藏好枪支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
第二天，一场大血案就如期发生了。
为了有个更清楚的印象，我们列出白宝山系列案件准备的时间表：
7月5日，白宝山、吴子明袭击141团原军械库。
7月18日，白宝山和谢宗芬首次来到边疆宾馆，白宝山萌生抢劫动机。
7月29日，白宝山。吴子明抢劫摩托车，杀害王吉平。
8月8日，白宝山、吴子明杀害姜玉斌、时春勇，抢劫一支“五四”式手枪。
8月11日，白宝山、吴子明销毁证据，把抢劫的摩托车推进夹河子水渠。
8月14日，白宝山、吴子明到边疆宾馆进行第一次踩点。
8月18日，白宝山、吴子明第二次到边疆宾馆踩点。
8月19日——震动全国的“8•19”边疆宾馆抢劫案发生。
边疆宾馆之所以成为乌鲁木齐市最大的边贸商城，有它自身的有利条件。首先，地势开阔。它位于乌鲁木齐市的市郊结合部，紧傍着新疆大学，有足够的开拓空间。其次，这里吃、住、交易三位一体，各项设施齐全。第三，运输便利，边疆宾馆距铁路南货站和高速公路都不远。
边疆宾馆一年四季住着大批来自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客商，他们或带着美金来到这里，大宗购买本国的紧俏商品，通过阿拉山口和伊犁口岸，运出国外；或携带着洋货来到这里，销售后，再把人民币换成美金。
这里的商品流通量巨大，换汇数额十分惊人，从而形成了乌鲁木齐一景：到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私人切汇者，他们为商人们把人民币换成美金，或把美金换成人民币，从中获取几厘钱的差价。提包里的人民币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据说，携带上千万现钞的，也出现过。
倒汇者大都是维族人。
进入8月中下旬，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边疆宾馆客商蜂拥，显得格外热闹。
8月19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吴子明早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先转到后边的小树林，把枪挖出。白宝山在林子里就把两条枪都检查完毕，压满子弹，然后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在“干事”之前，枪支全由他一人控制。
两人转出来，在延安路的街摊上吃过早饭。看看时间不早，他们便戴上墨镜，起身走进边疆宾馆，在商贸城外的广场上来回走动，搜索目标。
商贸城内外的商人越来越多，广场上的换汇者已开始出现。两人混在人群中，不动声色地观看，现在都是些小数额的交换，没看见大资金。白宝山沉住了气，他认为还不到时候。两人又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
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维族人提着包，斜穿过广场，走到西楼下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地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边装着约50万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些，看样子里边有70—80万元现金——事后证明，白宝山的估算十分准确。他门数钱的地方，距大门不过十几米远。
白宝山认为机会来了。
他不慌不忙地把自动步枪拿出来，背到身上，手枪递给吴子明，示意他先动手。
吴子明走过去又转回来，对白宝山说：“要不，再等等看吧。”白宝山就知道——他害怕了。
白宝山认为，现在必须动手，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他走过去，把枪提在手里，在距年长些的维族人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开了第一枪。
维族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的维族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
这个场面有两个目击证人看得很清楚。其中之一是个体户塔西甫来提，他说：“我当时在宾馆门口站着，我身边有两个汉族男青年，其中一个右肩背着自动步枪，脚下放着一个白色长提包。我以为他是警察，还把枪仔细看了一遍。后来那人把枪拿到手上，先瞄着天，一直往前走，走到俄式餐厅烤肉摊旁，摊主买买提江•玉素甫问他：吃不吃烤肉？那人没说话，又向前走几步，走到电线杆子前。那里有个例外汇的人在数钱，他的枪口往下移，对准那人的后背开了一枪，把他打倒了。”
烤肉摊摊主买买提江•玉素甫也早就看到了这个背枪的汉人，他以为对方要吃烤肉，问他要几串？那个汉人不理睬，走过去把电线杆下边的一个维族人打死了。
第一位遇害者叫海如拉•买买提热依木。他被打死后，吴子明立刻把他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
清脆的枪声震动了边疆宾馆，周围做买卖的人都惊呆了。
白宝山眼睛盯着那个背蓝包的青年，准备追过去。
宾馆保安丁小保勇敢地横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丁小保大声呵斥他：“把枪放下！”
白宝山立刻把枪口对准丁小保，挥了挥，喊：“躲开。”
丁小保责任在身，他并没有躲，又向前走了两步。
白宝山扣动扳机，“当当”连打了两枪，离他仅3米远的丁小保沉重地摔在地上。
子弹射穿了小保的身体，又打中了他身后不远处阿塞拜疆客商奈扎明•马木托夫的大腿。
见持枪歹徒连续打倒三个人，周围的人们立刻逃开，白宝山跟前留下一片空地。
白宝山举着枪，大步朝那个背蓝包的维族青年追下去。
空场上停着许多大型运货车，两人穿车而行。维族青年不断地回头，白宝山在追赶途中，遇到人就开枪。在商贸城门外的旗杆处，又打死了一名叫买买提•铁依甫的维族人。
背蓝包的青年终于被白宝山堵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白宝山在他身后5米远的地方开了枪，一枪便把他打死了。这个维族青年叫艾孜来提•吾买尔。白宝山走过去，把那个装有80万人民币的蓝格包一抡，背在肩上，右手持枪，枪口举向天空，折身朝回走。
他走到正对大门的柏油马路，向南拐，沿商贸城西侧朝后院走过去。
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举着枪，一步也没有跑。
边疆宾馆一片混乱。枪响之后人们逃避开，地上到处是尸体和血迹。这血腥场面也刺激起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的义愤，宾馆保安人员马志鹏、买买提•吐尔等人始终勇敢地尾追持枪歹徒，不时高喊、要他们站住！
两名歹徒，一前一后，向后院撤退。小个子走在前面，高个子不断地回身，向追赶的人们开枪。
在商贸城西南角拐弯处，尾追的保安买买提•吐尔被打倒，马志鹏当过兵，几次他都机敏地躲到大树后边，没被击中。
锅炉房在宾馆的最后边，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看好的出口——那儿有个墙豁，豁口前堆放着大量的炉灰，直铺到墙根上。
为了摆脱后边的追击，白宝山再次开枪，将边锅炉工田保新、张根茂击伤。
吴子明从豁口处先跳出围墙，白宝山把包扔过去，然后持枪翻墙。翻墙时白宝山把墨镜失落在墙角上，他没来得及检。
围墙那边是新疆大学的家属院，二人从19号楼与20号楼的楼当子穿过，掉头向东，经过一个花坛，再经过24号楼，从新大附中正门进入附中院内，绕过主教学楼，向通往后院的小门跑去……
边疆宾馆的保安人员和一些被激怒的群众并没放弃追击，人们边追，边高声喊着“抓凶手”。这正是暑假期间，附中人不多，只有一些教工子弟在操场上踢球。新大附中学生李强，乌市交通技校学生祖力•甫哈尔闻声跑过来，他们见义勇为，勇敢地冲在最前面。
白宝山、吴子明拐过后门消失了。
然而——当李强、祖力•甫哈尔等人追到后门，白宝山突然出现在后门的墙角处，双方短兵相接，白宝山在相距不到几米的地方连续开了三枪。学生李强、祖力•甫哈尔当场被打死，新大电教工热合曼•买买提受伤。一颗跳弹还击伤了新大家属郭秀琴。
其中一颗子弹，射穿人体后，又穿透附近垃圾筒的铁皮，打碎40米外的教学楼的玻璃，在教室对面的墙体上打了个洞——这为附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所有人都退了回来。
犯罪分子穷凶极恶，进入新大后制造了第二个杀人现场。附中的后门处通路狭窄，因无法看到歹徒是否离开，追赶的人们不敢贸然靠近。
这对白宝山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他在附中后门再次开枪之后，就没有人再看见他。利用这个短暂时间，他朝后边的围墙走去，围墙上又有一个豁口，穿过豁口就是新大小农场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挖好的坑在树林中。
坑与墙豁口的距离，不到70米；墙豁口距附中后门，不到80米，白宝山在最后时刻再次开枪，成功地摆脱了人们的尾追，从容地把两个装钱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做好伪装。枪支暂时没埋，仍带在身上。
离开小农场树林，两人绕道向西——他们在总的路线上走了一个“之”字形，在边疆宾馆内，始终是向西南跑，跳到墙外，掉头向东，在小树林埋钱之后，再向南向西跑，连续越过几道围墙之后，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他们跳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一共行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白宝山先后共打了14枪，打死7人（其中锅炉工张根茂因抢救无效，第二天死在医院里），打伤5人。吴子明仅开一枪，没有打响。两人共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