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第四季)：第一章 卧底房地产 9.中介的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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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介的猫腻

突然，一名售楼小姐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进来了，她惊唿：“有一个小区和我们打擂台了。”

我问：“怎么回事？”

这名售楼小姐指着远处说：“你自己去看看吧，那里也有了小区，盖得可漂亮啦。”

我走出售楼部，沿着还没有来得及铺设柏油的黄泥路面向前走，看到距离“蔷薇花园”几百米的地方，也修建了一座小区。这些时间来，我经常从这里路过，那座小区刚开始修建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讨饭丫头，而最近，当围墙建起来，小区的绿化布置起来，我才惊讶地发现，讨饭丫头变成了丰满少妇，那座小区的环境与“蔷薇花园”不相上下。

我走进小区里，可是，看到偌大的小区里，居然没有售楼部。几名建筑工人正在清理垃圾，远处还有几名工人在拆除脚手架，一名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推着小车走过来，小车里装满了垃圾。我问他：“这里的房子怎么卖？怎么连个售楼小姐都看不到？”

他说：“这是限价房，不对外卖的，都是买不起房子的人在这里住，政府帮这些人盖的房子。听说房子都分好了。”

我感到惊讶，买不起房子的人能够住在这么好的小区里，住在这样优雅的环境里，谁也不会想到的。这座城市里的穷人真幸福啊。

那名工人推着小推车继续向前走去，我又问了一句：“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方啊？”

他说：“不到两千。”

我感叹不已，穷人仅用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和“蔷薇花园”一样高档的房子，可见，我们这座城市的领导真是为老百姓谋福利啊。我当时真有点沐浴在阳光里的感觉，差点就要热泪盈眶了。

从这座小区走出的好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这座城市的父母官心存感激，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公仆啊。他们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啊。当时，我一路上都在心中唱着小时候在学校里学会的革命歌曲。

我是在一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这座城市后，再次来到这座限价房的小区时，才恍然大悟。我看到了，应该是贫苦人民居住的小区里，停满了各种高档车子，从小区门口鱼贯出入的，都是一些肠肥脑满的人，他们腋下夹着黑色的棕色的小包，一个个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和我们印象中的穷苦人大相径庭。

莫非这座城市的穷人都脱贫致富了？都过上了传说中的幸福生活？都食有鱼出有车？

后来，我询问了保安，保安才告诉我，这里确实是限价房，本来是要出售为那些买不起房子的市民，没想到却被这些大肚子捷足先登，一人买了一套，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们最先了解最新颁布的条例政策，他们在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时候，已经钻了政策的空子，或者说他们就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故意设置了漏洞，以便自己方便钻进去。

他们明明知道这是给城市穷人修建的限价房，是政府用钱来补贴的房子，他们不是穷人，他们是和穷人相对立的利益阶层，但是，因为这样的房子有利可图，他们就冒充穷人，以合法完善的手续，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了这样一座房子。他们明火执仗地来占据共有资源，掠夺私有财产，中饱私囊。还有些人将到手的限价房转手倒卖，一下子就赚了几十万。而这几十万，是这座城市绝大多数人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赚到的啊。而他们利用一纸公文，就合情合法合理地达到了。

公务员购买限价房，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些年来，哪一座城市的限价房，没有留下公务员身先士卒勇于探险的足迹？

那天，我还在这里见到了李局长，李局长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也有一套限价房。李局长在不到１０００米的距离内，就有了两处房产。

后来，我还听到了“蔷薇花园”的秘密。这是三年后，我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找到了周舟，周舟依然是一名仗义执言的副研究员。

“蔷薇花园”的老板叫郑途，他的哥哥是这座城市的纪检委书记郑岷。

郑岷在这座城市为官二十多年，树大根深，党羽众多，成了这座城市的土皇帝，历任市委书记在这里为官一届，都灰溜溜地离开了，郑岷的党羽们不会与市委书记配合，各种各样内容的举报信雪片一样飞到了上级和更高一级的上级手中，这些市委书记有的被调离，有的被查处。而郑岷几十年来安然无恙。

周舟说：“那些高官们落马，外界以为是反腐倡廉的成果，其实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各种各样的大小官吏，想要寻找到置其死地的证据，简直是易如反掌，因为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不贪污的官吏。你不贪污受贿行贿，又怎么能爬到这样的高位？上级没有得到你的好处，又怎么会举荐你和提拔你？而你要给上级行贿，你不贪贿，你的钱哪里来的？各种各样的官职明码标价，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然而，我还是不明白，我问：“郑岷为什么不取而代之，自己做市委书记呢？”

周舟说：“按照内部规定，一座城市的一把手不能是出生的这座城市。郑岷要想做市委书记，他就必须去外地，然而，在本地官场苦心经营了几十年，郑岷才不愿意离开。所以，郑明在这里没有市委书记之名，却有市委书记之实。”

“蔷薇花园”几乎是以零价格在本市的土地机构手中拿地的，又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各种审批手续，牵涉到房地产的所有部门和机构：规划、土地、城建、房管、消防等等，都是郑岷的亲信在把持，这座城市几乎就是郑岷的私有财产，是他案板上的肉，他想割哪一块，就割哪一块，谁也管不上。

周舟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当官？为什么当官是时下中国最好的职业？就是因为当官有权，而在这个社会，权利通吃一切。权力会让你的万贯家产一夜之间被罚没，也能让你一夜暴富。”

我问：“权力如此膨胀，难道就没有监督？”

周舟笑着说：“有人监督的，是纪检委监督的，然而，纪检委书记是郑岷，这又如何监督？他监督他自己？”

我说：“怪不得‘蔷薇花园’有那么大的能量，原来有官场背景啊。”

周舟说：“哪一个房产集团没有官场背景？没有官场背景的就不能生存，它就是那只最瘦的狗，会被别的狗咬死吞吃。”

我问：“现在郑岷还是纪检委书记吗？”

周舟说：“去年郑岷已经退休了，平安着陆。他退休后，终于得到了调查，就在准备抓捕他的时候，他却溜到了加拿大，而他的全家早在他为官的时候，就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他们全家带走了几十亿的国家财产。郑途也去了加拿大，也卷走了几十亿。他们在加拿大都过着阔佬的生活，这些钱足够他们的加拿大生活几百辈子。”

我问：“都是那些人移民国外？他们为什么要移民国外？”

周舟说：“现在从国内移民国外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员，一种是富翁。因为移民国外最少也需要３００万元人民币，普通人是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移民国外，有很多种考虑，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逃脱惩罚，这些人的钱都来得不干净，他们转移财产到国外，黑金漂白，此后就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因为法律和制度等对接上的原因，这些人在国外穷奢极欲，而国内法律却无可奈何。河南省的三任烟草局长先后移民国外，很多省份的建设部门官员争先移民，现在每年有几十万中国人移民，这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官员，其余的是富豪。还有一些人说，移民国外是基于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考虑，在国外，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比较简单，没有迎来送往，没有溜须拍马和委曲求全，也没有必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更重要的还有食品安全，在国内，任何一种食品可能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都添加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吃鸡爪可能会吃到福尔马林，吃奶粉吃到了三聚氰胺，吃火锅吃到了地沟油……这些情况是国外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最为人不齿的最违背道德的行为。”

移民海外，对于我等打工者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温饱线上，为了还债，为了能够让母亲生活幸福，也为了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城市人而拼命努力。我没有想到，当我为自己的存款单上的五位数字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单上已经有了八位数字，当我为了能够在这座城市有一份工作而看着别人的眉高眼低的时候，人家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过上了外国人的生活。

这种差距，我用几十辈子的努力也无法弥补。他们的财富，是我几百辈子的努力也难以企及的。

这就是贫富悬殊。

在我当售楼先生的那段时间里，我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水到底有多深，我还不知道我供职的这家房地产公司有着官场背景。那时候，我知道他们很有钱，我却不知道他们手中的每个铜板都渗透着肮脏的血。

售楼部的门口经常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女子，满脸皱纹，看起来很苍老。为了照顾她的生意，我每天都会买她一个冰糖葫芦，每次她把冰糖葫芦递到我的手中，都会慈祥地微笑着。我叫她王姐。

有一天，王姐没有来上班；第二天，她还没有来上班；此后的很多天，她都没有来上班。

听艾丽思说，王姐的儿子在高中上学，最近死于校园暴力，王姐万念俱灰，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与世隔绝。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

一名售楼小姐说：“王姐的命运是每个人的命运，说不定哪一天，王姐的命运就会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王姐已经五十多岁了，她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系着红领巾走进了校园。老师说，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爱护红领巾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王姐有一次过河的时候，红领巾随风飘进了河水中，童年的陶姐牢记老师的话，奋不顾身地跳进河水中，只为了抢救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王姐差点被淹死，是一名路过的地主救起了她。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王姐一家人始终不敢去见这个救命恩人，因为宣传工具中说了，地富反坏右总是妄想变天，总是对我们国家怀有刻骨仇恨，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们救起贫下中农的孩子，一定是别有企图的。不久，救命恩人死了，死于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而童年的王姐终于没有见到他一面。

童年的王姐还有一次面临死亡，是在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也是在几十年后，王姐这代人才在一些资料中看到，那三年风调雨顺，并不是自然灾害。据说，这三年里饿死的人数多达两千万到四千万人，之所以死亡人数会出入这么大，因为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这段时间的死亡人数。后来，在新华社高级记者某某的书籍《墓碑》中，王姐才知道死亡人数多达四千多万。而历史老师袁腾飞口中的数字是二千万。然而，直至今日，相关机构还是没有正视这段历史。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王姐那时候刚刚上初中，也跟着高年级的学生一起砸烂文物，焚烧书籍，批斗老师，挤进火车里瞻仰革命圣地。她在一次去韶山的半路上，因为下车小便，火车突然开走了，将她和另几名女同学丢在了深山老林里。她们遭遇了狼群，一名女同学被狼吃了，而其余的人被伐木工人救活了。这群被革命热情燃烧得失去理智的人，最后还是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徒步赶到了韶山，站在伟大领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他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差点昏厥。

接着，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王姐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城市，来到广阔天地里大炼红心，最脏最苦的活路，她总是争着干抢着干，累得连月经都几个月才来一次。那时候，有一个充满了革命色彩的词语赞扬她们：铁姑娘，而现在，这个称唿则显得异常暧昧和尴尬。

他们无法忍受农村的辛苦，有人就通过关系回到城市，没有关系的就给人送礼，更有些女孩子用身体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王姐是最后一批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早期回城的人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参加了工作，满手老茧的王姐才意识到自己蒙骗了，不能再固守农村战天斗地。

回到城市的王姐像个乡下人一样，举步维艰，唯唯诺诺，她尽管出生在这座城市，却已经被这座城市淘汰了。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她安置在了街道办的工厂里。每月的收入仅仅能够养活自己。工厂里还有一个未婚男青年，他们顺理成章地建立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晚婚晚育”，街巷的墙壁上刷着巨幅标语“只生一个好”，王姐坚决响应号召，所以，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已经快要３０岁了，而等到她有了儿子的时候，已经３５岁了，属于高龄产妇。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王姐夫妻俩遭遇了下岗，那时候企业改制，无数人无奈地走上了下岗之路。因为她们夫妻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农村战天斗地，而现在再想拾起书本，已是力不从心，没办法，夫妻两个摆了小摊卖夜市，却常常遭受城管的驱赶，生意也没法做，摊子也被砸了。后来，丈夫去建筑队打工，王姐就买起了冰糖葫芦，一见到城管过来，她就扛起冰糖葫芦跑得风快。

王姐夫妻两个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唯一的儿子身上，儿子也很争气，他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死于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这些年愈演愈烈，很多不喜欢学习的孩子结成帮派，专门欺负一些弱小的学生，更有一些学生，和校外的地痞流浪勾结在一起，看到谁不顺眼就大打出手。很多行内人士分析说，这是学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的品德教育，所以，校园黑社会异常猖獗。

陶姐儿子所在的学校里，一批学生中的流氓和社会上的流氓沆瀣一气，拦路搜身抢劫，王姐儿子因为没有钱，遭到他们毒打。他们打完后，就去饭店吃饭喝酒，而王姐儿子死在了血泊中。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孩子，卖冰糖葫芦的王姐悲痛欲绝，然而，她又回天无力。这一年，王姐已经五十多岁，她无法再生育了，她和丈夫都要共同面对凄凉的晚年。王姐曾经对人说，这些年来，她一直响应号召，上面叫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

王姐的命运，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因为响应计划生育，王姐失去了生育的时机，现在，她下定决心和丈夫离婚，让丈夫重新找一个女人结婚，如果女人没有生育过，这样可以再生育一个，然而，穷困潦倒年届知天命的丈夫，要找到一个没有生育过的女子结婚，这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

所以，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

中国是一个多灾难的国家，地震、车祸、暴力事件……据说每年死亡的未成年人都在几十万例，所以，生育一个孩子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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