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是什么意思？1983年第一次严打发生了什么？1996年严打是怎么发生的 中国第三次“严打”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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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新中国第二次“严打”纪实

1996年9月28日，浙江开展严打斗争，公判大会上，戒备森严的武警和从严从重从快处于极刑的犯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住所被杀，凶手居然是专门护卫他的18岁武警执勤战士张金龙。1996年2月2日一则爆炸性新闻迅速在全国流传。
张金龙在当日凌晨4时许，利用轮值之机，进入李沛瑶的寓所行窃，被李沛瑶发现制止后，持菜刀行凶欲杀人灭口。63岁的李沛瑶奋力抵抗，身体多处被砍伤，终因急性大出血死亡。张金龙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现金以及照相机、皮衣、手表、首饰等物品逃跑，被院内其他武警发觉，协同警察将其扭送公安部门。
李沛瑶
这是新中国成立来第一例国家领导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强烈关注，再次发动全国性“严打”行动的议案被提上日程。
1996年，广州市打击刑事犯罪公审大会。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转型期，旧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管制在松动，在港台、西方影视作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在受到启蒙的同时也备受拜金、犯罪的蛊惑，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犯罪高峰，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80年代前期的8倍，1995年公安机关立案超过150万起，涉枪犯罪、毒品犯罪和黑社会团伙犯罪引发的大案频出。
时任公安部长的陶驷驹曾直言不讳：
“1至2月，全国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数比去年同期上升12.6%。突出的问题是：重大抢劫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车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头；杀人犯罪案件增多，影响恶劣；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团伙活动猖獗，尤其是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欺压百姓，成为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主要原因；制贩吸食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贩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
199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借机纷纷对治安状况提出尖锐意见，要求整顿社会治安秩序。在民意的压力下，中央决定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开展第二次全国性的“严打”行动。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杀害李沛瑶的武警张金龙很快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三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深夜伏击抢银行重犯
1996年大年初五，因参与破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遇害案、《科技日报》干部沈楠遇害案、新国大期货案、电影演员周里京妻子遇害案等京城大案要案的警察王威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大案队缉捕队长，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四的矮个子警界精英，参与侦破的大要案不下200起，和同事一道抓获了几百名杀人越货的犯罪分子，奖杯锦旗多得摆不下。这一年9月8日夜，王威和同事再次出动，执行“严打”任务，埋伏在北京城东亮马大厦停车场，他们的目标是1996年北京多起连环杀人抢银行案的主犯鹿宪洲。
抢银行主犯鹿宪洲
鹿宪洲曾因盗窃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94年2月越狱潜逃，纠集其他刑满释放人员郭松等结伙实施盗、抢、杀犯罪，手法老到。鹿宪洲在中越边境购买了一些军用枪支弹药，潜入北京，专抢银行。
鹿宪洲与郭松抢劫所使用的枪支弹药
1996年2月8日上午9时50分，北京朝阳区安慧里附近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口，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在将钱箱搬进一辆运钞车里，鹿宪洲等人突然蒙面持枪冲出来，不由分说对车内连开数枪，运钞车上的保安员中弹倒地，没等目瞪口呆的银行职员反应过来，劫匪已经抢走了两个装有巨款的运钞箱，乘一辆蓝色大宇轿车逃走了。罪犯的抢劫手法娴熟，作案时间很短且没有在现场留下什么痕迹。北京公安接警后在全市堵截蓝色大宇轿车，最后在朝阳区安贞西里居民区发现了轿车以及两个被撬开的运钞箱和蒙面使用的深蓝色羊毛衫袖子。银行被抢令舆论哗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亲自组织指挥，成立专案组负责侦破。
6月3日早8时5分，又接到银行报案。海淀区北下关街道联社一位干部从知春里建行取款后，刚驾车驶出银行大门口，就遭到一辆黑色轿车拦路，一伙蒙面持枪人用枪顶住他的脑袋，抢走了巨额现金和价值200余万元的空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两起案子手法接近，警察只找到那辆作案的黑色尼桑公爵王轿车。
被查获的赃款
8月27日早8时50分，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一运钞车，马上就要开到银行门口时，突然被一辆深蓝色本田轿车截停，两蒙面人双手持枪开火，运钞车司机安保国、交换员李超中弹。听到枪声，保安杨晓东和银行职员李国春赶来支援，杨晓东用仅有的一根警棍猛击蒙面人，但最终两人都中枪倒地。可能是意外的反抗出乎蒙面人意料，两歹徒抢劫未遂，匆忙驾车逃走。10时10分，作案使用的本田轿车在丰台被发现。
北京警方抓住三次作案罪犯体现出的共性，从人、车、枪三条线索出发寻找线索。
人的方面加强排查，发动在押犯人揭发；车的方面，发动市民提供车辆线索；枪的方面，在全北京收缴非法枪支。
最终在车这条线上率先取得突破，警方在亚运村某公寓保卫部找到了一张作案车辆蓝色本田车（京A-03512）的进门登记条，惊喜的是另一辆作案后被弃的尼桑车也出现在这里的进门登记条上。紧接着另一条线索是海淀区普慧北里有人报案丢失一辆米黄色尼桑轿车（京A-08786）。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判断这辆车很可能是下一次作案的工具，通知全市紧集排查这辆车，果然被一名保安在长城饭店边上的亮马大厦停车场里找到，这才有了王威等一干警员深夜埋伏的一幕。
9月8日零时10分，一名男子在绕停车场一圈后，钻进汽车，随即发动了引擎。王威等人立刻手枪上膛，正当尼桑车加速驶出时，警察一拥而上，鸣枪示警后尼桑车反而全速冲过来，队长王威下令开火，尼桑车正脸顿时被打成筛子，汽车像喝醉了酒的醉汉，跌撞出去10多米后，撞停了。警察拉开车门，发现驾车男子身中数枪，手脚颤抖，警察凑近他嘴边时，听见他承认了抢银行的罪行，警察还在其住所搜出了大量的物证，顺藤摸瓜抓获了同伙以及为其提供枪支的贩枪团伙。
公安干警讯问病床上的鹿宪洲
大案告破，鲜花与掌声接踵而至，9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亲发贺电，为破案推迟结婚的队长王威终于有时间安排他的婚礼了。
摧毁“邵县长”黑势力
法律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犯罪组织或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使用暴力干预经济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威胁城乡安全，甚至干预政治事务，构成对社会安定的巨大威胁，是一种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
在鄱阳湖北岸的都昌县，34岁的黑老大邵银初在当地就以党、政、军、人大、政协、纪检以外的“第七套班子”、“邵县长”自居，以私人暴力鱼肉百姓，以致都昌人哄孩子不喊“狼来了”，喊“邵银初来了”，立时就可以吓住哭闹的小孩。在都昌，邵银初的话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秩序，在都昌县河下码头，都昌与邻县十来条货船几乎要械斗的纠纷，“邵县长”一句话就摆平了，谁都得乖乖遵守。
邵银初原本是当地农民，从小练习散打功夫，身高体壮，自称曾当过村里的治保主任，以练武为幌子，纠集了刘光华、陈建华、邵川海、周明宣、余祖波等同伙，喝鸡血酒结盟，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犯罪团伙，经常率领团伙成员组成摩托车队到处碰瓷敲诈。
1995年6月，有个好奇的青年摸了一下邵银初的摩托车，结果车倒了，并没有损坏，但邵银初却强要以4万元让他买下，结果青年最后只能交出2000元修理费了结。还有一次，邵银初团伙成员因驾驶不当，摩托车撞到了一起，于是就要一个路过的石匠赔偿，硬是打到石匠承认撞了摩托交出300元才肯罢休。
邵银初的情妇因违章被工商所罚款200元，他率领摩托车队封了工商所的门，还扣下了一名工商所工作人员，威胁所长：“如不给钱，就打你一个稀巴烂。”最后所长惹不起，托人说情倒给了邵银初3000元。
邵银初连执法人员也不放在眼里，号称在都昌许多事没有邵银初点头就办不了。邵银初还暴力垄断了一家水产场，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强行以超低价打捞了水产场库里的全部鲜鱼，获利10余万元，却只付给该场1万元。邵银初还对县棉麻公司经理刘贵喜进行人身威胁，要求承建棉麻中转站工程，刘被迫答应，结果邵银初转手就把工程包给了别的施工队，从中获得暴利十余万元。
都昌县一家眼镜店在程冬英夫妇的经营下生意红火，邵银初趁程冬英丈夫外出之机强行占有了她，此后还公然侮辱、毒打、逼走了程的丈夫，威胁她若不老实就杀了她孩子，以此占有程冬英达5年之久。程冬英被迫为他生下一女孩，在他的胁迫下还不得不卖掉商店和中巴车供他挥霍。即使如此，邵银初不但殴打她，甚至把她扒光衣服扔到大街上，还时不时地强迫她与别人发生关系，程冬英带着满腹辛酸和浑身伤疤到处躲藏，最后伺机逃往珠海。
县公安局对邵银初的劣迹早有掌握，但一直因没有确凿证据，难以下手。另外，邵银初一伙很会编织社会关系网，“耳目众多，嗅觉灵敏”，程冬英去县里控告邵银初，这头刚说完的话，那头邵银初就一字不落地全部知晓，而且还按图索骥抄走了她藏好的证据。惹不起、告不倒，都昌人见到邵银初一伙人只能是躲得越远越好。县城商铺没等天黑就早早关门，小孩上学、女工上班都要有人护送，甚至连一些警察也害怕他们。
1995年11月1日，程冬英将控诉信送到了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的手里，厅长读完震怒。11月20日，省市县公安机关15人组成联合专案组，“调查走访群众500余人，耗时5个月，获取证明材料1110份，查明以邵银初为首的流氓恶势力团伙涉及成员31名，作案40余起，缴获赃物10件、凶器枪支2支、匕首11把、赃款11万余元”，并对该团伙成员实施抓捕。其中有一名团伙成员以肝炎名义保外就医在县医院住院，但经过异地医院的肝功检查后，证实肝炎纯粹是子虚乌有，当即将其收审，通过此事可见这伙人在当地的活动能力。抓捕过程中，还有人传言要用50万元摆平调查组，捞邵银初出狱，令整个县城人心惶惶，许多被害者害怕再遭报复。不过，在调查组的“严打”之下，邵银初一伙人悉数归案，都昌县“第七套班子”至此全部覆灭。在县司法部门的公捕公判大会上，邵银初等5名主犯被公判后，都昌如同过节一般，有群众自发燃放鞭炮庆祝，还有人在车上贴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打掉“铁道游击队”
抗战时期有专门破坏敌人交通线的“铁道游击队”，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上世纪90年代，在铁路沿线也活跃着不少“游击队”，他们常常能摸清火车规律，提前埋伏在某个地点，利用货运列车到站或过桥、转弯时放慢速度，一拥而上，疯狂扒窃车上货物。刚开始还只是铁路沿线一些不法村民偶然为之，后来被犯罪分子演变成专业的扒窃、搬运、销赃一条龙，十分猖獗。
从1994年开始，盗窃头子范金明纠集了一伙两劳释放人员，在焦枝铁路沿线利用列车暂停或者慢行，剪铁丝、撬车门，盗窃了彩电、摄像机、录像机、音响等80多种紧俏物资，案值超过50万元。“严打”时，洛阳铁路公安和地方干警联合行动，连续奋战了四天四夜，抓获了这个12人的特大盗窃团伙，追回三分之一的赃款、赃物，有的电器未及销赃，犯罪分子就随意处理赃物，甚至把进口全自动洗衣机当米缸使。
另一个罗春城、赵相发、白海山团伙，伙同20多名东北籍流窜犯，自1994年起，在郑州开往广州的243、244次客运列车上盗窃、抢劫旅客财物，还犯下杀人罪行，是一个特大犯罪团伙，1996年郑州铁路公安局集中警力，长途奔袭，在郑州、深河和许昌一举抓获三名主犯，其他21名案犯也先后归案，挂在这个团伙身上的61起案件至此告破，案值70多万元。
“严打”开始后，铁路公安除了打击车匪路霸之外，还利用车上排查乘客的机会，抓获了一批利用火车跨省流窜的犯罪分子。1996年4月27日晚，北京铁路公安在北京站二楼“大都会”游艺厅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青年，言语闪烁，并且没有有效身份证件，带回北京站公安段进一步审查时，发现此人就是江苏省通缉在逃的杀人犯周启亮，此人曾在江苏当地一舞厅跳舞时，与另一男青年斗殴，周启亮用砖头将对方打昏后，用绳捆结实，抛入大运河中淹死。
放眼全国，各地的“严打”重点各不相同：
北京“严打”影响恶劣、久侦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严打”流窜犯罪，山西“严打”团伙恶势力，广东“严打”毒品黑势力，广西、青海“严打”制贩枪支、毒品，新疆“严打”暴力犯罪团伙。
全国仅犯罪团伙就被打掉了9万多个，抓获团伙成员42万余名，另有3万多名违法犯罪人员在“严打”行动的高压下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或是在服刑监所坦白交代遗漏罪行。但公安民警也付出惨重代价，仅“严打”开始后的4、5、6三个月，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伤2800多名，其中重伤266名。
为了多出战果，1996年“严打”行动一般都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亲自挂帅协调，公、检、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阅看预审档案材料，熟悉侦查过程，保证受理案件后能及时提起公诉和开庭审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福建省还把“严打”团伙的任务层层分解量化到各实战单位，落实到民警身上，并对立功的民警进行物质奖励。在动员了大量公安警力后，1996年实现了我国建国以来首次刑事立案数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时下降。
但是，“严打”中公安、检察、法院的密切配合，实际上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和纠错机制，原本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完毕后才会把证据等案卷移交检察院，检察官参考侦查内容独立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公诉内容和罪名，到了法院，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平等辩论的，最终判决由法官裁定。在制度设计上，三个机关具有一定的相互监督功能，执行好的话，可以有效避免司法的错误率。“严打”中公、检、法三家制约少而配合多，甚至联合办公，有些案子可能还会“先定后审”，还没有审判就已经把审判结果约定好了，甚至上诉后的审判结果都定下来了，这种做法提高了所谓的“效率”，但是也增加了冤案、错案产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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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严打，总计2年，1996年，到底逮捕了多少人？

在之前的文章中，作者和大家聊了一系列关于严打的问题，例如三次严打的不同之处、第一次严打的规模等等。今天，我们聊聊1996年开始的第二次严打。第二次严打总计2年时间，打掉了一系列的犯罪团伙，收缴了大量的枪械和管制刀具。那么，在第二次严打期间，到底逮捕了多少人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聊聊什么是严打。严打的全称是《关于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简称为严打。1983年7月，我国开始了著名的严打行动。由于后来在1996年和2001年，又进行了两次严打。因此，1983年严打又被称为第一次严打。1996年严打和2001年严打，被称为第二次和第三次严打。

一个问题出现了，既然1983年进行了第一次严打，1996年，为何又进行了第二次严打呢？认真地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历经了第一次严打之后，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从每年80万件以上，下降到了50多万件。

例如1984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下降到了51万多件。1985年、1986年，基本上都在54万件左右。到了1987年，立案数量为57万多件。由此可见，第一次严打的效果是明显的、有效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群众们拍手称快。但是，社会治安是一个需要长期维持的问题。

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社会治安再次面临挑战。对于很多80年代出生的朋友们来说，相信对于90年代前期的社会治安情况不会陌生。我们以山西省为例，据统计,1991年以来，全省（山西省）共立车匪路霸案件7435起,其中抢劫案件3501起,盗窃案件2723起,流氓、伤害案件596起,杀人案件166起,哄抢案件77起,其他案件26起。

1995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已经达到了150万件，超过了1982年的案件数量。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案件呢？认真地说，原因比80年代更为复杂。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在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成功的商人。但与此同时，针对富人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

在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出现了针对外商作案的情况。由于治安混乱、投资环境差，一些外商最终放弃了投资。第二，历经10多年的发展以后，各种西方影视剧和书籍，进入我国。其中包含了很多色情和暴力内容，众所周知，当时的很多影视剧和书籍，正在疯狂试探底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人开始照猫画虎，从事各种犯罪活动。

例如抢劫、强奸、杀人等等，在公安机关打掉的一系列犯罪团伙中，出现了各种模仿影视剧的组织和外号。第三，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前期，我国很多大型企业陆续开始了改革和改制，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对于这一点，作者印象深刻。作者的父母都是老师，虽然收入不高，但那时候不愁温饱。几个在工厂上班的亲戚，当年很傲娇，后来就开始发愁了。

当时，很多下岗职工开始另谋出路，或者选择再就业。但是，有一些下岗职工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犯罪活动。在公安机关打掉的各种犯罪团伙中，发现相当一部分，都是下岗职工。例如东北三省公安机关，陆续打掉的刨锛团伙等等。第四，由于民间枪支过多，在各种类型的案件中，屡屡出现罪犯持枪作案的情况。当时，一些疯狂的罪犯持枪拒捕，公安干警们出现了伤亡。

我们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例，1994年，齐齐哈尔市登记在册的猎枪就达到了8000多把，甚至还有自己的猎枪厂。此外，还有很多枪械没有登记在册。齐齐哈尔市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当时，很多城市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在作者的学生时代，经常看到持枪打猎的人。

由于当时的枪械管理比较宽松，很多非治安部门也拥有枪械，例如水利、邮电等部门，都装备了一些枪械。此外，一些大型企业的保卫科和保卫处，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械。但是，其实很多机构根本用不上。例如在90年代，河南省郑州市公安机关，曾经侦破了一起持枪案件。发现枪械是某个大厂保卫处的，直到公安机关通知保卫处前去领枪，保卫处“才发现自己的枪丢了。”

进入1996年以后，全国陆续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案件，例如白宝山案件、鹿宪洲案件等等。为了保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好前景、社会治安能够长治久安，1996年4月，我国开始了第二次严打。第二次严打的目标是：计划在2年时间里，迅速改变现有的社会治安情况，保障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治安问题，已经成为了重中之重。

在严打的同时，我国还颁布了《枪支管理法》，收缴民间枪支和非治安机构的枪械。民间的猎枪、土枪、自制枪械等等，开始按期上交。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专门派人，劝说各地的老革命、老同志，上缴自己收藏的枪械和子弹。当时，确实有一些久经战阵的老人们，收藏了各种枪械（战场缴获的），例如日式三八大盖步枪等等。在一部纪录片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针对那些非治安机构装备的枪械，也开始进行收缴。在这一期间，我国总计收缴了100多万支枪械，其中不少是军用制式枪支，例如56式半自动步枪、54式手枪等等。在90年代，我国拍摄了一系列的纪实性刑侦影视剧，例如《121大案》《黑白大搏斗》《刑侦一号案》等等，基本上都是围绕第二次严打拍摄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和场景。

那么，第二次严打的效果如何呢？到底逮捕了多少人呢？在2年的严打期间，我国公安机关总计打掉了各种犯罪团伙9万多个，逮捕各种犯罪分子总计42万多人，30多万人被判刑。其中，26万多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下降了5.4%，重大案件的立案数量下降了1.7%，实现了建国以来立案总数和重大案件数量的双下降。

经历了第二次严打之后，我国社会治安情况明显改善。第二次严打震慑了各种犯罪分子，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和秩序稳定。当时，为了震慑各种犯罪分子、教化各地群众，各地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公判大会。当时，作者正在读小学，在记忆中，县城的体育场，经常举行公审公判大会，几万群众围观，公开审判各种类型的犯罪分子。

所有的犯罪分子被押上审判台，宣读了审判书以后，该上刑场的上刑场，该去监狱的去监狱。读书的时代，先后围观了很多次公判大会。近年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为了保障社会治安、群众的安宁生活，公安队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那些一线基层干警，经常加班，非常不容易，向公安干警们致敬。关于严打的故事还有很多，作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和大家慢慢聊。

https://k.sina.cnn/article_7301049552_1b32d2cd002000r5d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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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为什么发动严打？导火索又是哪些事件？改革开放至今为什么开展了四次严打行动？“唐山菜刀队”是真的吗？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商品经济带来的新鲜冲击，来自其他国家的独特文化等等，让当时的社会充满着新鲜而躁动的气息。

在当时，由于大部分企业和工厂在生产形式上展开了变革，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裁员。这些失去工作的年轻人之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再找工作或者自己做一些小营生，但仍然有一小部分游手好闲的人整天在街上游荡。

种种原因之下，当时的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不稳定因素，造成了不少性质恶劣的伤人事件。

根据相关的记录，在1980到1982年这几年的时间里，全国成立的案件竟然达到了80多万起。

重大刑事案件每年都有6万多起，这个数字甚至还出现了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1983年，面对全国各地屡禁不绝的刑事案件，中央发起了第一次“严打”，在北戴河，小平同志向公安部指出：“一定要严厉判决，从重从快。”后来，国家又陆续开展了三次严打，从不同角度解决国内的恶性刑事案件。

这几次严打有什么区别，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骇人听闻的导火索

严打，顾名思义，其意义是严厉打击恶性刑事犯罪。

第一次严打行动的导火索事件众说纷纭，在没有官方通报的介绍下，很多人都有各自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次严打都离不开1983年发生的三起重大恶性伤人事件。

第一起事件，就是发生在河北唐山的公交车抢劫事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伙名叫“唐山菜刀队”的社会犯罪团伙开始在唐山市里流窜，团伙成员都背着一个绿色的帆布包，包里塞着一把菜刀，在街上对人民群众进行抢劫等恶劣行为。

一天，以刘洪明，兰剑亭这两人为首的菜刀队劫持了一辆公交车，叫嚣着让车上的所有人把身上的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两人没料到的是，今天这辆车上恰好坐了一位解放军战士，他的名字叫刘福云。

刘福云自然不可能放任这两人伤害百姓，在与刘洪明、兰剑亭理论的过程中，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终于还是因为没有武器。刘福云被菜刀砍伤，伤势十分严重。

这并不是菜刀队第一次为非作歹，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唐山市犯下了数十起涉事金额惊人的抢劫案，并且还流窜到了临近城市进行犯罪。其行为举止，完全没有把国家的法律和条例放在眼里。

在当时，国家的外交关系还很紧张，打仗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的解放军战士却被一群地痞流氓砍成重伤。这件事情报到上级部门，让不少领导都气得摔了杯子。

中央发布关于展开“严打”行动的文件

第二件事发生在在河南郑州，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杨得志的次女杨秋华，和她的丈夫在此度假。没想到在路上遇见了小流氓，因为小流氓对杨秋华进行言语骚扰，杨秋华的爱人当即与他们理论了起来。

几个小流氓愤愤不平，回头就找了他们的“大哥”，也就是当时郑州公安局的一个民警，这个人仗着自己的岳父是副局长，一听有人欺负自己手底下的人，立刻带人前去寻衅滋事。他们用警棍朝杨秋华的爱人头部用力击打，导致杨秋华的爱人当场死亡。

虽然在弄清杨秋华身份后，小流氓和该民警都知道闯下了大祸，两人都畏罪自杀了。但是对于人命的轻视和已经犯下的罪行，却不是简简单单可以一笔勾销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罕见的特大凶杀案。这起案件死伤人数众多，并且手段十分残忍。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人都为这件案件中展示出来的人性的扭曲变态而震惊害怕，当地附近的居民也人人自危，连门都不敢出。

当时，有8 名以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为首的十几岁的社会闲散人员，在喝酒后心情激动，几个人在互相鼓动之下，在红旗沟农场展开了可怕的屠杀。他们利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了 27 人，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名已经75 岁的老人和一名 2 岁的幼童。

这些犯罪的社会闲散青年，其实都有不少前科犯罪历史，包括抢劫、偷窃、寻衅滋事、打砸等等，但因为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或是仅仅被教育了一下就放了出来，这些前科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这三起骇人听闻的伤人事件，让中央下定了决心，要严厉整顿已经混乱的社会秩序。

从严、从快、铁面无私

第一次严打行动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三个词：从严、从快、铁面无私。

从严、从快，一方面是因为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每一起案件都明确根据法案卷宗，考虑到方方面面再去量刑，效率会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严打行动除了惩治犯罪分子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表现出中央的态度。

表现出中央对于这些曾经被无视或者“轻轻放下”的犯罪行为的重视和惩罚，只要犯法，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其他潜在的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在1983年、严打的对象主要包括一些流氓团伙、流窜作案分子、杀人犯、放火犯、强奸犯和重大盗窃犯、人贩子；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犯罪分子，和贩卖淫秽图书、录像带的犯罪分子等。

在当时，针对女性发生的恶性强奸猥亵案件多发，女性的基本生存权益受到很大的威胁，很多女性甚至在没有男性陪同的情况下都不敢出门，一到晚上就把大门紧闭，还要担心遇上入室抢劫等等。针对这样的情况，中央对“流氓罪”加大了惩处力度。

在1983年，中央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有6种犯罪被提高了量刑的幅度，流氓罪在其中排于首位。

那些被指控“耍流氓”的犯罪分子，都逃不开死刑、几十年监禁的惩罚，还有许多被直接判处到边远地区关起来进行劳动改造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铁面无私。

这些犯罪分子能够有如此嚣张气焰，免不了是仗着自己背后有人保护。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央明确表明一旦确定罪名，无论什么身份，一律按法律处理，甚至要更加严肃处置。

在上海，有两名高干子弟就因犯罪落网。他们一个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儿子胡晓阳，另一个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儿子陈小蒙。

这二人都出生于名副其实的红色家庭，只可惜，他们并没有继承父辈的优良传统，反而因为优越的生活而养成了许多恶习。这两人集结了一帮地痞无赖，打着恋爱的幌子，四处欺骗妇女，在4年时间里，总共有51名女性受到了这些人的欺骗和伤害。

在最开始，这二人还对严打行动不以为然，宣称“你们有本事就去告我”。最后，这两位高干子弟均被处以死刑。

同样在严打行动中被铁面无私制裁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就是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朱国华同样以流氓罪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他的祖母，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到朱国华一案中，更没有向任何人求过情。

在朱国华被执行死刑后的第二天，康克清曾平静地对司机说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

而当刘国和问她是否曾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康克清则十分激动地回复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对自己的亲孙子犯罪都铁面无私，足以见得当时的中央打击犯罪的坚定决心。

通过历时三年半的“严打”，共查获强奸、盗窃、流氓团伙19.7万个，破获刑事案件164.7万余起。

“严打”之后，刑事立案率快速下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提升，社会也暂时恢复了久违的和谐与宁静。

为何继续“严打”？

1983年的严打过后，社会风气逐渐清明，公共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稳定。

但是当时的国家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转型期，旧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管制在慢慢松动。

在港台、西方影视作品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在受到启蒙，感受到新鲜感的同时，也备受拜金、犯罪等等不良思潮的蛊惑，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犯罪高峰出现了。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次严打于1996年开始，在这期间，两起重大案件犯罪分子的落网给全社会带来了又一次威慑，又一次让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一桩，是北京多起连环杀人抢银行案的主犯鹿宪洲落网。

这个鹿宪洲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94年2月越狱潜逃。他在中越边境购买了一些军用枪支弹药，潜入北京，专门抢劫银行。

在他落网前，鹿宪洲总共犯下三次抢劫银行的罪行，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在最后一次犯罪的过程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大案队缉捕队长王威带队抓获，并且顺藤摸瓜，抓获了其同伙以及为其提供枪支的贩枪团伙。

第二桩，是抓捕了一批“铁道游击队”犯罪分子。他们多是摸清了列车运行规律，在火车转弯减速时趁机上车进行偷窃、抢劫。

自1994年起，盗窃头子范金明及其同伙，在焦枝铁路沿线，利用列车暂停或者慢行的机会，通过撬门、剪断铁丝等方式，盗窃了音响、彩电、摄影机、洗衣机等80多种价格昂贵的设备，涉案金额超过50万元。

另一个以罗春城、赵相发、白海山为首的团伙，伙同20多名东北籍流窜犯，在郑州开往广州的客运列车上盗窃、抢劫旅客财物，还犯下杀人罪行，是一个特大犯罪团伙。犯下的罪行高达60多起，案值70多万元。

这两个团伙在当地警方的努力下，均被抓捕归案。

有了第一次严打的经验总结，1996年严打的破案效率明显提升了。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都亲身上阵，协调各个部门，公检法互相进行密切的配合，以公安侦破为主力，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检察院、法院则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侦办，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在动员了大量公安警力后，我国首次实现了建国以来，刑事立案数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时下降。

经历过两次规模庞大的严打后，针对各项罪行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趋于完善，对于各种犯罪行为也有了详细的应对处理条例。

后来在2010年和2014年，又陆续开展了两次严打，针对不同的侧重点，对弈社会治安状况进行查漏补缺，不给犯罪分子任何可乘之机。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会的安稳和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这四次严打运动，我们如今就不会享受到如此安稳平和的社会环境。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街上行走，可以在晚上随意出门。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有许多有缺陷的地方，是需要在一点一点的改变中完善和发展的。如今，应对社会中的案件，公安部门现行采取的办法是防微杜渐，将犯罪的苗头掐灭在襁褓之中。

我们常常能看到警察因为一个报案电话而彻查两三天，最后发现是一场误会的事，没有案件发生固然是好事，但从中体现的是现代社会警方办案的高度责任心。也正是因为公安部门一直以来的守护，才有了我们如今平安的生活。

    参考资料：《1983年“严打”:告诉你不知道的往事》
    《严打第一案的背后故事》
    《83年“严打”有多狠？邓公直接派军队围剿，打掉了19.7万个团伙》
    《唐山地震震出地头蛇“菜刀队”，持刀重伤解放军，50人直接被枪决》
    《1983年，一个叫“唐山菜刀队”的黑势力被打击，有50人被判死刑》
    《中国第二次严打的导火索，1996年，到底发生了哪些大案?》
    《1983年严打，朱德亲孙子被枪毙，他犯了什么罪?》
    《地痞打死杨得志女婿，有警察参与，后来警察及其岳父有何下场？》
    《1983年严打导火索：红旗沟惨案，8名少年一夜之间，连杀27人》
    《改革开放至今四次全国刑事犯罪严打，每一次导火索都是哪些案件？》

https://www.163.comm/dy/article/I5H25E8U0532RZX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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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了第三次严打，2001年，打击黑恶势力为何是重点？

2001年，我国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开始第三次严打行动。我国总计展开了3次严打，分别是1983年严打、1996年严打和2001年严打。其中，1983年严打的规模最大。不过，三次严打所面临和问题和需要执行的目标都不一样。在第三次严打过程中，打击黑恶势力已经成为了重点。今天，我们就聊聊21世纪初期打击各种黑恶势力的故事。
首先，我们聊聊滋生黑恶势力的问题。在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模式的变化，会出现各种暴力团伙，这些暴力团伙垄断了建筑、道路、蔬菜批发等各种行业，从中谋求巨额的利润。这是世界各国的通病，不过各国打击黑恶势力的标准和力度不一样，所出现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有的国家中，由于打击黑恶势力的力度不够，造成了黑恶势力逐步崛起，开始形成自己的势力。在部分国家中，黑恶势力的影响力很大，甚至拥有了对抗当地警察的能力。当然，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容忍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一旦黑恶势力形成规模，就会出现黄赌毒泛滥的问题，直接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和经济正常发展。因此，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打黑行动。我们聊聊我国的第三次严打，第3次严打开始于2001年。我国第三次严打的目标是：在两年时间内，实现社会治安的明显进步。
严打的对象分为3种类型：第一，打击有组织的黑恶势力犯罪。第二，打击杀人、贩毒、抢劫、强奸等重大犯罪。第三，打击严重威胁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活动。各地公安机关开始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要求从快从重”处理，还要求做到稳、准、狠，彻底铲除各种犯罪活动。由此可见，打击各种黑恶势力，已经成为了第三次严打的重点。我们看一下打击黑恶势力的具体情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开始增加，其中相当的一部分都涉及了各种黑恶势力。
90年代的黑恶势力与80年代的流氓团伙不同，90年代的黑恶势力，开始垄断道路运输、建筑、木材等行业，欺行霸市，涉及了经济犯罪。同时，利用暴力手段威胁、危害无辜群众。各种黑恶势力基本上都拥有土枪、管制刀具等凶器，甚至拥有一些制式枪支。90年代末期，我国曾经拍摄了一些纪实性的刑侦剧，基本上都涉及了黑恶势力的问题。例如《征服》《打黑风暴》等等，反映了90年代的各种黑恶势力。
我们看一组公安机关的数字，2000年，公安机关的立案数量比1999年增长了50%。其中，涉及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增长了6倍。在涉及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中，65%属于重大案件。由此可见，当时的黑恶势力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比较突出的。当时，信息技术还并不发达，经常出现某地黑恶势力猖獗的传说，其实，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但从侧面反映了治安情况，当时必须打击黑恶势力的问题。
2001年，鉴于各方面的情况，我国开始了第三次严打行动。严打行动开始以后，公安机关针对各种犯罪行为，展开了严厉打击。其中，重点是打击黑恶势力。在影视剧《打黑风暴》中，以纪实的方式，讲述了各省黑恶势力的故事，涉及了东北、华北、东南等地区。经历了为期2年的严打之后，起到了什么效果呢？经历了严打之后，社会治安明显改善，立案数量迅速下降，群众拍手称快。这次严打震慑了各种犯罪分子，部分犯罪分子开始主动投案自首。
严打之后，涉及持枪案件的数量下降了81%。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各种黑恶势力团伙的覆灭和崩溃。第三次严打中，公安机关打掉了一系列的黑恶势力团伙。总计破获了各种刑事案件210多万件、各种治安案件400余万件，收缴各种民间枪支130多万支，很大程度上断绝了黑恶势力的枪根源。2002年，我国总计审结各种案件35万多件，15万多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认真的说，从21世纪初期严打之后，各种黑恶势力的数量明显减少。打击黑恶势力是一项需要紧抓不放的工作，2006年，我国专门设立了打黑处理专项电话。到了2018年，鉴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2018年9月，我国开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了一系列的黑恶势力团伙。在世界各国中，虽然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打击黑恶势力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邻国越南，最近两年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黑行动。
越南从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越南境内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例如21世纪初期的张文甘团伙，此案抓获了各种罪犯70多人，涉及了100多名越南各级官员，包括20多名越南警察。最近两年，越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黑行动。在围剿一股黑恶势力的过程中，由于对方的力量太强，越南警察出动了装甲车，并且请求越南军队协助。
这一次行动中，总计缴获了40多支冲锋枪和自动步枪、10多支手枪和5000多发子弹，以及部分手雷。如果这一团伙形成规模，将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非常重要。在西方各国中，前后也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打黑行动。我们总结一下我国的第三次严打，经历了第三次严打之后，各种犯罪活动明显减少。为了保证群众安宁生活、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秩序稳定，我国警察队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